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雨雪隔榆溪,从军度陇西。”首联破题,交代了时间、地点、事件,为下文营造了特定的氛围。首尾照应,前说下雪隔断了边塞,指隔断了回家的路,后说不要忘了回家的路。陇西一语双关,一指陇西边关要塞,可见戍边之寒远,陇又有坟墓之意,所以又指战争之残酷。(鲍照《芜城赋》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
“绕阵看狐迹,依山见马蹄。”颔联承接首联,进一步写出了边塞的荒凉景象。“狐”字,使人联想到狐死首丘,传说狐之将死,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比喻不忘本或对家乡的思念,与荒凉形成对比突出戍卒的思乡之情。
“天寒阵彩坏,地暗鼓声低。”颈联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把边地的寒冷、阴暗、萧条与士卒压抑、沉闷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
“漫漫愁云起,苍苍别路迷。”尾联总结全诗,点出了戍卒思乡这个主题。正因为有了这个主题,则前几句诗的萧条之景也找到了落足点。“愁云”和“迷”,不只是自然景象的反映,更是戍卒内心情绪的传达。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前二句展示了一幅让人惊叹的画面。王大娘那细细的长竿顶着那么大的一座木山,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山上翻滚出入,真够刺激。而着一“唯”字,更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后两句进一步写出王大娘超乎常人的力量与神妙绝伦的技艺。“谁谓”的反问语气更突出了人们的惊讶诧异,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
此诗不仅再现了唐玄宗勤政楼前人们观赏百戏的热闹场面,对王大娘过人的力量和神妙的技艺表示了由衷的赞叹,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谐。据《太平御览》记载,刘晏写下此诗,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一片赞颂,唐玄宗非常高兴,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六句三十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与“衣”两件极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 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
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作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悬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