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此诗为送别王昌龄而作,作者对王昌龄怀才不遇、仕途多舛给予同情,并勉励友人再展鸿图,青云直上。
“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此四句写为将赴贬所的王昌龄饯行,而悲凉忧郁的气氛笼罩着大家,使他们把盏对斟,欲说还休。君子临治世,当有为于天下,而王昌龄却难君臣遇合,被贬外官。诗人叹息王昌龄徒有生花之诗笔和可干青云的文章,却得不到朝廷重用,以展自己的经世才华。
“泽国时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此四句写王昌龄赴江宁任一微官,而路途遥遥,跋山涉水,又转而叹惋朝廷官员济济,独君被“明主弃”,流落异地,寂寞孤独。
“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此四句写由王昌龄将赴的江宁贬所,引起作者对往日居住地的追念,诗人对好友的殷切关怀与牵挂,也随好友征帆一路追随到江南水乡那个有过少年时的欢乐与眼泪的地方。
“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此四句写穷巷独居的诗人,荧荧一盏孤灯相伴,北风卷着雪花在屋外肆意飞舞,如此寒凉之景,作者想起将远行的好友王昌龄,漫漫征程孑然独往,好友的凄凉光景当比自己尤甚。情动之下,临别之余,诗人邀好友再抱被同宿,一叙寒暖。
“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此四句为诗人想象王昌龄南行至京口时,当是桃花烂漫的季节。虽然孤舟孑行,无人做伴,见此桃花纷纭、春意盎然之景也必当诗兴大发,佳篇连成,精神焕发起来。
“潜虬且深蟠,黄鹊举未晚,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此四句写诗人赞赏王昌龄的高才大器,虽不得明君赏识,一时重用,亦当如葆真之潜龙,待举之黄鹄,终有一日青云直上,鸿图再展。
诗人感叹好友远谪他乡,孑然独往,同情好友抱名器而蹀躞一时,不得重用,劝慰好友不必计较一时得失,当珍重自我,葆光守真,以待人生之转机。全篇弥漫着诗人对好友的真切挂念和殷殷祝福。旧居的追忆、陋屋的同宿、远途的想象、春光中的诗兴,诗人设身处地地与好友同悲欢,真挚的友谊不言而喻。语言朴素自然却感情丰沛,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