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语言简单韵味亦不悠远的小诗,我们来看一下:
“东风吹雨晚潮生,叠鼓催船镜里行。” 飒飒的东风,吹来晚雨,江面上,晚潮新涨,而我们的作者,不知什么缘故,却要在天将暮的时刻,坐船出行。古代船起航的时候,船工也就是水手都要擂鼓助威,以壮声色,这不就在一连串重沓、急促的鼓声中,作者乘坐的航船分波开浪,行驶在明镜一般的江面上。
“底事今年春涨小?去年曾与画桥平。” 令人奇怪的是,站在船头看风景的作者,多少风光过眼,忽略不计,却偏偏注意上了今年的“春涨”,所谓“春涨”,就是春天的涨水,比如积雪融化,比如绵绵春雨——而且他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到,而是精准的看到,今年的“春涨”却要比去年小,因为去年它们曾与画桥持平的,今年自然远低于画桥,而作者闹不清个中缘由,是故以“底事”这一设问性的词汇领起了后两句诗。 解读到这里,这首诗也就结束了,有什么很特殊的内涵吗?没有;有什么很悠远的余韵吗?也没有。那么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也许正体现在它的“无为而为”,作者不知何缘故有此一行,也许仅仅是坐船松散松散心情,因此行船当中,随便很普通的事情都可能引发他的极大兴趣,而他看到了,写下了,记入诗中,正可以体现天下万物莫不为诗材,有准备者随意点化,皆能使其散发韵味一二,纵不能成为经典,但忠实生活、写抒内心的目的却达到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小诗呢? 是为诗解。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余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余到每余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余四簋”到“每余不饱”了,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余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余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