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瞿蜕园、朱金城指出这组诗同储光羲《临江亭王咏》词意相似,都是怀古概今、忧伤时事之作,显有弦外之音(《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
第一首描绘金陵城的壮险形势以寄慨。诗人一落笔便流露出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情。起句“晋家南渡日”概括了西晋末的一场历史浩劫。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引兵攻陷洛阳,怀帝被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汉兵烧杀抢掠,掘陵墓,焚宫庙,将洛阳变成一片废墟。是年,汉兵又攻占长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而今,李白游金陵之时,自范阳起兵的安禄山已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北方人土纷纷携家南渡,避乱江东。历史好像重演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故事。因此,这一句诗犹如惊雷劈空而来,撼人心魄,表明了当时唐王朝已面临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严重局面。次句“此地旧长安”,饱含着诗人对胡骑践踏京都长安的悲痛。金陵此地,今日依然是歌舞昇平气象,这正像昔日的长安。诗人没有说如今长安是怎样一副局面,他是不忍心说。这里可参照诗人在《永王东巡歌》中所描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情景,想象当时长安的悲惨境地。
颔联写金陵城的陆地形势。上句说,金陵为六朝帝都,这里遗留着帝王住宅、巍峨宫阙。金陵城东有钟山,城西有石头山。王琦注引张勃《吴录》载,诸葛亮曾称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下句说,钟山和石头山犹如龙蟠虎踞于金陵东西,气象雄壮。这一联在写景中显现出金陵城历代的繁华,宫廷的伟丽,王朝的兴盛,山势的壮观。诗人倾注了对祖国锦绣山川和悠久帝都的热爱之情。颈联写江面。金陵城北是空阔长江,主与钟山争雄。由于有长江限隔南北,金陵历来易守难攻,号称“天堑”。然而,六朝的末代统治者都是奢侈淫乐,不修内政,专恃天险,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但结果无一不导致金陵失陷而亡国。李白眺望着滔滔江流,回顾历史,联想当世,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两句含蓄地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其意蕴正与后来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以精辟议论道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相同。这里写的是“金陵空壮观”,其实诗人是暗讽“长安空壮观。”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也没有能够阻遇安史叛军长驱入关攻占长安,以致重蹈六朝的复辙。“空”字可谓意味深长。“天堑净波澜”句,又透露出李白对平定叛乱的思考。瞿、朱二先生曾指出,《金陵三首》“当与《永王东巡歌》合看。”他们在《永王东巡歌》的按语中说:“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因为此后不久,李白就加入了永王李璘军幕并献奇计,力主永王据金陵为根本,而后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颠覆安史老巢。可以推想李白写“天堑净波澜”句时,对于据有长江天险的金陵城面临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所预见,并作了思考。
然而,写这组诗的时候,李白还是流落江湖的布衣诗人。他自负有谢安之志、王佐之才,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可想而知。尾联写他正在吊古伤今之际,忽然听到从江上舟中和江岸歌楼酒馆传来一阵阵软媚的吴歌声。诗人痛感在这衰世之年,竟仍有人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照旧声色歌舞,寻欢作乐。他实在不愿听这种靡靡之音,于是令船家转棹而去。这里的“醉客”,是诗人自喻。说是“醉客”,其实他是最清醒的。这一联运用倒卷笔法,先写醉客回桡而去,再点出吴歌自欢,这样就更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当时享乐腐败世风的辛辣讽刺,他的深沉悲痛和无限感叹。这里的意蕴,同刘禹锡的“《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和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首用盛衰对照手法,抒写兴亡之感,借以示警当世。首联以倒装句式,描绘金陵城依山环水的地理形势。颔联写六朝兴盛时期,金陵城人户百万,朱楼夹道,一片富丽繁华景象。颈联一转,感叹亡国后满城春草萋萋,王宫埋没于古丘,触目荒凉、衰败。这两联一盛一衰,前后映照,包含着极深的历史教训。尾联描绘惟有那亘古不变的后湖月,仍旧照着湖波上那个荒凉冷落的瀛洲岛。这一幅清冷,朦胧的景色,融合着诗人对于故国萧条、人事变幻的深沉感伤。余音袅袅,发人深思,引人遐想。
第三首直以六代兴亡喻指唐王朝盛衰。首联即以唱叹出之。诗人为六代忽兴忽亡之国浇洒三杯美酒,唱一曲悲怆挽歌。颔联巧妙地将眼前的金陵城与心中系念着的洛阳、长安联系起来写。从字面上说,这两句不过是写由于历经兵燹,金陵的宫苑多已坍塌荒芜,比起秦地即长安来是少了;但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却同洛阳一样多。其实,内在的深层含意是说:宫苑如林的长安城而今只怕在胡人的铁蹄下已化作一片废墟、焦土了。东都洛阳四周虽有群山作屏障,却因当政和握兵者的昏庸无能早已沦落;金陵城的山峰同洛阳一样多,到底能不能坚守得住也是难说。诗人的感慨藏而不露,寄寓在仿佛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之中。这一联是叹今。颈联接写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吴国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今长满了野花荒草;当年东晋深宫中的绮罗珍宝,也早已荡然无存。言外之意是说,这一代代的王朝衰亡得如此迅疾,已足以使人深思,警醒。尾联总束一笔,感叹六朝繁华已尽随人事而灭,好像与长江的碧波一道向东流逝,一去不返。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还只是通过“金陵空壮观”暗示国家兴亡不在于山川形势的险要;而在这里他已用“人事”一词,点出了社稷的存灭取决于人事。这是组诗画龙点睛的一笔。结句展现长江沧波,无休无止,滚滚东流而去。这正是诗人不可抑止的滚滚心潮。这个结尾犹如“临去秋波”,情绪无限悲凉,意境浑茫、渺远。
总的来看,李白的《金陵三首》以十分简括、浓缩的笔墨,选择了很少的带象喻性的金陵景物意象,巧妙地将它们衔接、映衬与对照,使之容纳了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抒发出吊古伤今、借古鉴今的丰富情思。三首诗的情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深远,深深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李白作诗任情而写,挥洒自如,不喜受声律约束,尤擅于七言古风。他写律诗,也常运古诗之气格入律,使律中有古,对中有散。《金陵三首》中,有颔联不对仗的,如“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有颈联不工对的,如“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也有首联对仗的,如“地拥金陵势,城迥江水流。”可见他对仗不拘常格,纯任自然。这三首五律写得自然流走,有飘逸之致,节奏明快而不平直,语意斩截而不浅露,词采清丽而又雄健。它没有杜甫五律组诗那样描写工致,格律谨严,章法缜密,沉郁顿挫。它是疏宕的,粗线条的,大写意和大概括的。它虽非李白的代表作,却是唐代诗人中较早地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佳篇,对于后来刘禹锡、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咏史诗给予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