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描绘具体形象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重要的点染作用。
“黄金错刀白玉装”一句，描绘宝刀外观之美。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金玉相映，华美无比。“夜穿窗扉出光芒”一句，描绘宝刀内质之佳。它在黑夜中光芒四射，竟可穿透窗户，确实不凡。这两句，从诗歌意脉上说，是托物起兴，通过对宝刀的描绘和赞美，自然引出下面的提刀人形象。而从内在意蕴上说，又对提刀人的身份和志趣起着一种映衬作用，实质暗示了宝刀无用武之地，英雄无报国之门。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这里有三层意思：“提刀独立”写提刀人的动作，显出其急欲上阵杀敌；“顾八荒”写提刀人的神态，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惆怅，更顾盼自雄的豪迈气概；“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慷慨直陈，向天浩叹，更显出了提刀人的胸怀大志。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写终南山顶山石嶙峋、白雪耀眼，虽只是略施点染，但雪光与刀光相辉映，却为爱国志士之“一片丹心”大大增色，最终还是突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凛然不可屈服的形象。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在诗的最后发出了“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时代最强音。引用战国时“楚虽三戾，亡秦必楚”的楚车民谣作比，用反诘句表明：汉族人民定有英雄人物能赶走女真统治者收复中原。楚民谣虽仅八字，但深刻说明民心不会死、民力可回天这一道理。陆游虽生活于国力衰微偏安江左的南宋，但基于对民心、民力的正确认识，在述志时他坚信中国有人，定能完成北伐事业，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往往转韵，此诗在用韵上是四句一转，与诗人情感表达的流泻起伏变化相适应，读起来抑扬顿挫。
陆游生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南宋国势衰微，恢复大业屡屡受挫，抗金志士切齿扼腕。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报国志向，但无由请缨。他在年将五十时获得供职抗金前线的机会，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永远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之作，在结构上具有由物及人、层层拓展的特点。全诗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开头到“提刀独立顾八荒”，从赋咏金错刀入手，引出提刀人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
第二层从“京华结交尽奇士”到“一片丹心报天子”，从提刀人推扩到“奇士”群体形象，抒发其共同的报国丹心。
第三层从“尔来从军天汉滨”到结束，联系眼前从军经历，揭明全诗题旨，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
“丈夫五十功未立”，这里的“丈夫”，是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丈夫”的涵义。诗句中所说的“功”，不能仅仅理解为陆游个人的功名，而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一片丹心报天子”一句，似乎有忠君色彩，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天子”与国家社稷难以分开，“报天子”即是报效国家，其积极意义仍应肯定。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意即怀抱报国丹心的并非只有自己，当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隆兴初年，朝中抗战派势力抬头，老将张浚重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受到张浚的推许。这些爱国志士义结生死，同仇敌忾，是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
最后两句却变化了句式，先用叹词“呜呼”提唱，末句则用一气赶下的九字反诘句，读起来显得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金石之声。
这首诗题为“金错刀行”，但并不是一首咏物诗，它不以铺陈描绘宝刀为宗旨，而只不过是借宝刀来述怀抱、言志向。因此，诗中多议论和直抒胸臆的句子，以气势、骨力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因此决非粗豪叫嚣之作可比，读来大声鞺鞳，气势夺人。长于议论，同时又富于充沛的感情，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首要原因。
这首诗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另一首《驱车上东门》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言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会有什么感想呢？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权贵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权贵。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是反诘句，如果用现代汉语肯定语气说，便是：没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余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