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首联的“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描绘了一幅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奠定了全诗凄怆忧愤的基调。每一片落梅都使诗人触目愁肠,更何况那如雪花般飘落下来的铺满台阶又堆上了墙头的落梅呢?面对如此凄凉的景象,自然引起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颔联进一步刻画落梅:“飘如迁客来过岭,坠更骚人去赴湘。”这两句对仗工整,化用典故,寓意深刻。两句诗不仅生动描绘了落梅凋谢飘零、随风四散的凄惨景象,而且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的坎坷一生。“飘如迁客来过岭”中的“过岭”,越过五岭,指到达今广东一带,暗喻韩愈被贬谪潮州的故事。“坠更骚人去赴湘”中的“湘”,指湘江流域,今湖南一带,暗用屈原失宠被逐,投汨罗江而死的故事。然而,这里的“迁客”、“骚人”不仅指屈原、韩愈,而且泛指历史上一切仕途坎坷的有志之士。诗人一笔双写,不仅用“迁客”、“骚人”的迁谪放逐来比喻“落梅”,且用梅花的高洁品格来赞美“迁客”、“骚人”。
颈联写落梅的最后结局:“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这两句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有异曲同工之妙。落梅虽零落成泥,但香气经久不灭。诗人在此表面是赞美梅花,实际上是对那些遭迁谪放逐但是仍坚守志节的“迁客”、“骚人”的赞颂,用笔委婉,言近旨远。
上三联重在写景,景中寓情。尾联在此基础上展开议论,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这两句看更指“东风”胡乱使用对百花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不怜香惜玉。实际上,“东风”者,指控的是执掌权柄者,诗人用暗讽的笔触巧妙而又曲折地把矛头指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嫉贤妒能、打击人才的当权者。
这首咏梅诗不同于一般的咏物诗,有着深刻的寓意,寄托着诗人浓烈的悲愤之情。简直可视为一篇浓缩了的《离骚》。 呜呼!“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刘克庄咏梅诗词之丰无人可及。不啻于斯,他的一生针对南宋“国脉微如缕”的现状,写下了大量抒发感慨的不同题材的诗篇,爱国之心“更放翁”,高洁之志“更稼轩”,其身其品一如梅花。
这首词写春日闺情,抒写一位女子与相爱之人分别后寂寞、无奈的心情。
上阕写女主人公池上凭栏闲望,用“花映柳条”领起,“雨萧萧”作结,两句都是写景,前句明艳,后句暗淡,寓意着好景不常,美人迟暮。中间“闲向绿萍池上。凭阑干,窥细浪”三句写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重点落在一“闲”字上,以示她凭栏窥浪,全不觉得赏心悦目,体现其百无聊赖的内心感受。
下阕写女主人公深闺怀远的寂寞。换头二句写她的境遇和感受。“近来音信两疏索”七个字,将相思离情点出,以下的描写无不因这情思引起。音信疏索是心情寂寞的原因。接下来“洞房”“寂寞”以一“空”字修饰,与上片的“闲”字相应,足以体现其无比遗憾的心绪。最后“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三句紧承“疏索”“寂寞”,写女主人公掩屏垂帘,苦度春宵。
全词以外显内,用女子的行动来表现了她空虚寂寞,无限惆怅的内心世界。
此诗前六句忆郭将军入卫宫廷之得意情状,后二句写自己愿与郭将军共饮取醉以消愁。全诗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先得宠后失意的将军形象,蕴含了怀才不遇之感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说郭将军从武威发迹,又晋升到银台门担任起护卫皇帝的重任。这两句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武威武威郡即凉州(今甘肃一带),是唐朝军队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有人说此诗的郭将军是郭子仪。考郭子仪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入京供职前,曾历任左卫长史、单于副都护、振远军节度使、九原太守等,均与武威其地不相属。可见,诗中之“郭将军”显系另一人,并非郭子仪。这里提到银台。据唐人韩偓诗《雨后月中玉堂闲坐》:“银台直北金銮外”,可见银台门内为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李白曾奉诏翰林,此诗虽以去职,但还是忘不了那里的一段生活。
“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两句说郭将军早上擦拭宝剑去上朝,晚上喝醉酒垂着马鞭回家,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生活惬意。从这里可以联想到李白奉诏翰林时对自己受到唐玄宗礼遇的那种满足与自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里对郭将军政治生活的描述也是对自己人生得意之时的回忆。
“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两句写将军心爱的儿子玉树临风潇洒地吹着玉制的笛子,姬妾对着月亮翩翩起舞,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儿子很帅而且姬妾更美。这两句是写郭将军家庭生活的美满。这一切其实与前二句是密切相关,在朝廷上的得意才会有家庭生活的惬意。到此为止,前六句都在颂扬郭将军,塑造了一位功高得宠、生活惬意、潇洒豪放的将军形象。
“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晖。”两句笔锋一转,从得意直落到失意,过去的豪雄事迹如同在梦中一般,如今失去权力和职务,成为一个失意之人。以前面的得意反衬如今的失意,失意的悲哀更深,其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李白的惯用手法,诗的关键就在最后两句,前六句都是铺垫,都是为最后的落差作准备。因最后的失意,过去的辉煌都成了云烟。李白自己也是这样,从奉诏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是一个从高峰跌落的过程。“今日相逢俱失路”,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值得同情。
此诗格律为平起首句入韵式,但出律甚为严重,说明李白诗歌不为格律所约束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上,此诗都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直爽的性格以及其诗歌中一贯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