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语意新奇,形象洒脱,一反游子羁旅乡愁的古诗文传统,抒写了身虽为客却乐而不觉身在他乡的乐观情感,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不羁的个性和李诗豪放飘逸的特色,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抒写离别之悲、他乡作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抒写的却是作者的另一种感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首《客中作》是这样开头的,郁金指姜科姜黄属植物,其块根主要用为药材,亦可浸酒、染色。古时用来浸酒,用郁金浸过的酒,呈金黄色,芳香 扑鼻。琥珀,松柏树脂化石,呈黄色或赤褐色,此处形容美酒的色泽晶莹可爱。谁都知道,李白一生对美酒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有美酒,李白便可以忘乎所以,美酒 对李白的神奇效力由此可见一斑。眼前又是同样的场合,只不过“金樽”换上了“玉碗”,人也不是在长安天子脚下,身处民间的李白更可以放浪形骸,尽情享受了,地方上的佳酿,也许更加别有风味,就是因为这首流千古的饮酒歌,到现在才会出现许多冠以“兰陵”字样的酒品。这时摆在面前的兰陵佳酿,色泽清洌,酒香扑鼻,李白看在眼里,美在心间,恨不得马上就喝它个一醉方休。不过,李白一生面对的美酒盛筵,何止千万?那么这一次使得李白忘记了乡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美酒,而是多情的主人。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两句诗,可以说既在人意中,又出人意外。说在人意中,因为它符合前面描写和感情发展的自然趋向;说出人意外,是因为《客中作》这样一个似乎是暗示要写客愁的题目,在李白笔下,完全是另一种表现。这样诗就显得特别耐人寻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是在他乡,当然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一种流连忘返的情绪,甚至乐于在客中、乐于在朋友面前尽情欢醉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他。由身在客中,发展到乐而不觉其为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
全诗语奇意也奇,形象潇洒飘逸,充分表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诗首联就抒发身世之感,说自己长期辗转道路,似随风飘转的蓬草一样,没想到今年又往巴东去。以蓬草喻生涯无定,是前人常用的比喻,陆游用在这里,不但很切合他的身世,更因为他此刻离家不久,还带着离别的遗愁,所以分外凄切。“无归”二字,结合陆游生平以收复国土为己任,渴望战斗在前线来看,不仅仅是说自己似飞蓬,不能安居,而是对此行是到夔州,仍是闲职,不能为国出力而感到不满。次句写赴官巴东,构思巧妙,不直说其事,而说自己做梦到巴东,既说出了目的地,又表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陆游在出发以前,曾作《投梁参政》诗,直率地说自己“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梦到巴东,正是这一心情的反映。当然,三峡蜀道之难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次联便遥想此行前程的苦难,说蜀道是万死一生的险地,自己将步入那千峰百嶂之中。这两句是想象之词,也可理解为上联所说的梦中所历,在写行路难中,不免也有世路艰难的感叹。
诗的前两联是说明晚泊即乘舟出行的原因及黯然的心情,第三联正式入题写晚泊,通过泊船时的一件小事及眼前的景色来表现。邻舟乞火,乡间庙宇有船夫们祈祷顺风,看似漫不经心而出,实际上以借火说明夜泊,以庙宇说明所泊处不是很荒凉的地方;由此末尾再顺手带出晚泊的地点是淮南岸,眼前是落日、啼鸦、戍楼。尾句结得很萧索,与诗人的心情紧密相合。瓜洲属镇江,陆游曾在这里任职,当时斗志昂扬,满怀希望,以致他后来在诗中自豪地宣称他这段经历,有“楼船夜雪瓜洲渡”句。如今他旧地重到,见眼前萧然景色,叹仕途多艰,壮志难酬,心中感慨,可想而知。
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说自己早年学诗,“残余未免从人乞”,自从四十八岁到南郑从军,从现实中汲取了创作源泉,遂悟出诗家三昧。这首诗是陆游从军南郑以前的作品,格调远不如他晚年作品那么苍劲雄健,或多或少还可看出他向江西诗派作家曾几学习的痕迹。
但全诗看似随笔挥洒,仍能情意相贯,属对工整,是他前期诗中的佳章。清刘熙载《艺概》说陆游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就是指这一类诗。陈衍《宋诗精华录》说:“翁与石湖、诚斋皆倦游者,而石湖但说退居之乐,陆、杨则甚言老于道路之苦,似与官职大小亦有关系。”此评恐未真正说中放翁心事。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