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中的“揽草结同心”是指用草编成同心结。将香草结成同心的样式,准备送给理想中的恋人,表现出怀春的感情。“将以遗知音”是指赠送给我相知相爱的情人。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用两典故:“同心结”和“子规鸟”来表示心中的情爱。同心结”典出《玉台新咏》梁武帝萧衍《有所思》:“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古人用来表示男女相爱的象征。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最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真挚的同情之心。
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
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词的开头一句就把最足以作为春天表征的桃花盛开,柳条垂拂这两种典型景物描写出来。第二句“春色满江南”,用个“满”字似乎表明不必再写其他景物了,其实这是承上启下,着意于过渡。一切景物都是相互关联着的,美景还要有良辰衬托。如果碰到风雨如晦的天气,即使是盛开的桃花,扶疏的柳条,看起来也会令人黯然魂销。所以接下去转向对天气的描写:“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这里边包括四种意思:宿雨初晴,惠风和畅,烟霭澹淡,着人如酒的天气。这样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正可以游目骋怀,饱览自然风光。
下片前三句“山泼黛,水挼蓝,翠相搀”连贯而下,以浓重的色彩,绘出了江南山水的春容。“泼”字,“挼”字用得很有魄力,非崇尚纤巧者所能办。
色彩浓丽的山和水,正承上阕“雨晴风暖烟淡”句而来,只有新雨之后,和风之中,天宇澄澈,万木争荣,才能为山水增辉。“泼黛”、“挼蓝”二句不仅画出了山色、水色,也反映了万物春天里的勃勃生机。写到这里为止,已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色彩明丽的江南春景画面。“良辰美景”都有了,但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抬头望处,看到了“歌楼酒旆”。楼外的酒旗迎风飘动,足以惹人神飞。“故故招人”,生动地写出了词人的心理状态。“故故”这里是故意、特意之义,酒旗当然谈不上故意招人,只是因为词人想喝酒,才产生这种感觉。这一句是移情手法的巧妙运用。酒兴发作了,而阮囊已空,回去吧,却又败兴,所以只好“权典青衫”。这一句是化用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诗意,集中体现了词人的性格、情趣。
黄庭坚这首小令,短短的四十四个字,江南春景层层叙写,逐步展现。桃柳、天气、山水、“歌楼酒旆”到结语,层层勾勒,上下呼应,脉理分明,语言沉着有力,意境风神曳,情景兼备,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