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描写了成都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及繁华景象,流露出诗人对成都的眷恋之情。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这首诗的头两句,先用东山表明故人隐居的事实和山居对他的意义,再写山壑之美和故人的喜好。这样交代一句,下面就不再写景了。
中间四句刻画故人的形象,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故人就高卧山林,太阳老高了,还不起床,这是一个疏懒的人的形象。古人所谓的高士就是这样的,他们鄙弃功名利禄,追求闲云野鹤般的人生境界。“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两句运用古典故事来刻画这个形象的精神风貌,将故人比作古代隐士高人,意境深远;松涛阵阵,伫立在风中的听者心有会意;石潭清清,住在它旁边的观者心耳早已清净。其人格之高洁,尽在不言之中。前两句是画肉,这两句是画骨,这样,诗人笔下的形象不但有形态,而且有精神,于是就具有了人格魅力,具有了诗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也是诗人是在刻画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追求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