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第一首诗写边地气候,是这组诗展开的大背景。这首诗的特点,就在于把感慨行役中路途的艰难和边塞的寒冷结合在一起,加以形象的描写,使之生动感人。首联是写自己独自行走了很久,在漫长的征途中去时十分艰难,此时回来也十分艰难。“去”,指前往清夷军送兵;“转”,即回,返入居庸关。这一联先从行役写起,“匹马”表明孤独;“行将久”,暗示路途遥远、人困马乏。“难”,不仅指山路的坎坷崎岖,也包含边地冰雪严寒之苦,为中间二联写边塞寒冷,作了巧妙的过渡。中间两联,突出表现居庸关一带的寒冷气候。颔联是说自己原来不知道边塞和内地的气候差别如此之大,此时只惊讶客子衣服的单薄。这一联妙在写“寒”字而不说穿。诗人送兵去时是秋天,边塞还不太寒冷,还显不出与内地在气候上的明显区别,而冬日回还,北风凛冽,积雪满地,才发觉到寒不可挡。说:“不知”,实为已经深知,吞吐含茹,措语婉曲。写人对气候的感觉,字面上没有“寒”字,而读来已觉寒气逼人,真是“不寒而栗”了。颈联是写因为气候寒冷,泉水流动的声音也显得悲苦,山上的树叶已经干落,十分空旷。颈联的意思十分曲折。上句正面点出“冷”字,但并非诗人直接感受,而是通过泉声的悲苦间接感觉的。连泉水也因寒冷而悲咽,人的寒苦也就不言而喻了。再看山上的树木,也抵挡不住寒威,叶子全部干落了。通过树木的感觉,曲折地传达出人的感觉。这两句都是透过一层,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将瘆人的酷寒,通过水和树,表现得十分曲折深入,给人以一波三折之感。同时,这两句也是对居庸关一带的实景描绘。居庸关坐落在险峻的峡谷之中,两边峰峦耸峙,一道溪水从关侧流过。诗人从精炼的字句中,展示了形象的画面,透出雄浑苍凉之感。在着力描写居庸关一带的严寒之后,作者抬首瞻望前路,从描写边塞从容地转到描写行役,再一次发出征路遥遥的慨叹。尾联的意思是:不要认为进入了居庸关,就走完了艰险、高寒的关塞,那前面云雾弥漫、冰雪覆盖,路途还遥遥无际呢!居庸关在昌平县西北,是长城要口之一,与紫荆、倒马合称“内三关”,从塞北过了居庸关,山势渐缓,即进入华北平原,气温也相应升高一点,但毕竟是在冬天,仍然寒冷。“云雪尚漫漫”一句,是对过关以后的景象和寒冷的描写,也蕴涵着征路漫长的意思。这一联与首联“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相呼应,全诗从写行役开始,继而描写边塞,最后又以写行役结束,形成一种回环的结构,给人一种谨严而浑然的美感。
第二首诗写诗人入居庸关时的所见所思。首联既点明了诗人观察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对环境大背景的刻意渲染。颔联写诗人看到的景象,一副冰雪凄迷,前途艰难之状,暗示了诗人对自己的仕途丝毫看不懂前景,感到无可奈何。颈联总结此次出塞的收获,诗人看到时局混乱、阴暗,良臣进阶无路,因此失分失望、愤懑,想到了暂居家中以修身养性。尾联追述先贤在时局混乱时退居草莽,相机而作的故事。全诗情景交融,前四句写景,极尽凄美;承此而总结此次出使的收获,但到此时不是报效朝廷的时候;于是追述先贤,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归去”之念。但诗人的“归去”不是真的归隐,而是为了出仕,是保存实力,积累力量的行动。
第三首诗言辞愤懑,其中的景物描写耐人寻味。全诗先写自己忙碌而无所作为,表达了对此种生活的厌倦;随之又很自然地流露出对身居卑职的无奈;连看到的景物也仿佛助长着诗人的这种情绪;最后诗人终于在反复思索、对比后,愤而表露出弃官而去的心志。《旧唐书》载:“(适)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这段记载这与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十分切合。
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
这首诗是诗人王建居于武昌时根据当地传说以及望夫石石像所作的一首诗。
“望夫处,江悠悠”这里有浩浩不断的江水,江畔屹立着望夫山,山头伫立着状如女子翘首远眺的巨石。山、水、石,动静相间,相映生辉。“望夫处,江悠悠”,写出望夫石的环境、气氛。“悠悠”二字,描绘江水千古奔流,滔滔不绝,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同时又衬托望夫石的形象,把静立江边的石头写活。仿佛是一尊有灵性的石雕傍江而立,翘首远望,在思念,在等待。这种以动景衬静物的手法,不仅使画面生动,有立体感,而且也暗喻了思妇怀远,思念之情的绵绵不绝。“悠悠”在这既是写景状物,渲染环境气氛,又是摹情写人,形象地描画了思妇相思的情状。这二句情与景融,不可分割,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真有一石三鸟之妙。
“化为石,不回头”,诗人又以拟人手法具体描绘望夫石的形象。人已物化,变为石头;石又通灵,曲尽人意,人与物合,情与景谐。这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望夫石的生动形象,同时也把思妇登临的长久,想念的深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二句紧承上文,是对古老的优美的民间传说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
“山头日日风复雨”,是说望夫石风雨不动,坚如磐石,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长久地经受着风吹雨打,然而它没有改变初衷,依然伫立江岸。这里写的是石头的形象和品格,说的仍是思妇的坚贞。她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饱尝了相思的折磨,依然怀着至死不渝的爱情,依然在盼望着,等待着远方的行人。
“行人归来石应语”,诗人在结句处把笔宕开,作了浪漫的推想。待到远行的丈夫归来之 时,这伫立江边的石头定然会倾诉相思。“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郭震《子夜四时歌·春歌》)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始终抓住石之形与人之情来写,构思最为精巧。“望夫处,江悠悠”,从人写起,交代了地点,又以悠悠江水流暗喻时间之长,感情之久。“化为石,不回头”,言望夫之妇化而为石,也暗示时久。妇人伫立江边,看那江水一去不回头,自己也化为石像永远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不畏风吹雨打,不怕天长日久,她一直不回头,一心望夫归。最后,以“行归来石应语”结束全诗,又将望夫石拟人话,可谓匠心独运。
全诗刻画了古代妇女深情动人的形象,揭示了她们悲苦的命运。诗歌于平淡质朴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诗人只描写了一个有包孕的片段的景物和自己一刹间的感受,平平写出。
此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年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受,从中得到乐趣。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