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是用典,先写世间旧事,继写现在,展示一幅离别的画面。“拂尔裘上霜”表明是冬季。“劝尔一杯酒”表明是在言别之时。这句使读者仿佛见到李白在向正要离去人们告别的情景,从六朝的帝都金陵看到唐的都城长安。但是,“猎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即知朱亥为壮士,且愿束心秋毫里”,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来歌颂侠客,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抱负。
在对古人的一番追思之后,诗人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把目光又投向大自然,投向此刻的人生:“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
接下来就写送行者,“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这句用了直叙,只说歌与舞。一人歌唱,一人跳舞,互相在饯别送行。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诗的后半是抒情,语及其幽州之行,仅末四句而已。“且探虎穴”四字很值得探究。前曾言“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直到此诗最后一联迸出“耻作易水别”,以用典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临歧泪滂沱”,此句耐人寻味,且“临歧”二字又妙极,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用典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既赞美了对朋友的敬佩和喜爱,也表达了李白与于、裴二位的深厚情谊。
该诗反映了李白北上幽州心情从一时冲动到疑虑微妙之变化,在用韵上意到其间,猎然成韵。语言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
这是一首抒发对花的陶醉流连的小诗。诗歌先以寻花开篇。接着沉醉花中,最后写酒醒赏花。通篇都围绕着花来展开。表现出诗人对花的强烈喜爱。可谓爱花之至。
起首两句先写了寻芳而醉的过程,流露出一种酣醇满足之意。“寻芳不觉醉流霞,依树沉眠日已斜”。在这个美好的春日,诗人一路追寻着繁花的踪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喝得大醉。便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着花树沉沉地睡去。诗人因为爱花,所以怀着浓厚的兴趣,殷切的心情,特地独自去“寻芳”;既“寻”而果然喜遇;既遇遂深深为花之美艳所吸引,流连称颂,不能自已;流连称颂之馀,竟不知不觉地“醉”了。“不觉”二字寓意深广,使花之美、酒之醇以及人之陶醉都包含其中了。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情态,笔意极为超妙。“流霞”,将似锦的繁花比作漫天的流霞之意。这里用“醉流霞”,含意双关,既明指为甘美的酒所醉,又暗喻为艳丽的花所醉。从“流霞”这个词语中,可以想象出花的绚烂、美艳,想象出花的芳香和形态,加强了“醉”字的具体可感性。诗人借这含意双关的“醉流霞”表达出生理的醉与心理的醉之间相互作用和奇妙融合。次句“倚树沉眠日已斜”进一步写“醉”字。因迷花醉酒而不觉倚树(倚树亦即倚花,花就长在树上,灿若流霞),由倚树而不觉沉眠,由沉眠而不觉日已西斜。叙次井然有序,而又处处紧扣“醉”字。醉眠于花树之下,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所以这“沉眠”不妨说正是对花的沉醉。这一句似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迷花倚石忽已暝”句化出,进一步写出了身心俱醉的迷花境界。
下两句写酒醒后夜半赏花,更显出对花之爱。同时也将美好而满足的气氛转至了凄凉与孤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客已散,酒已醒,夜已深。与前半夜寻芳时热闹欢欣的情景截然相反,孤独之感重又袭来。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一般人是不会想到欣赏花的;即使想到,也会因露冷风寒、花事阑珊而感到意兴索然。但诗人对花的喜爱却丝毫未减,想要趁着这夜深人静无人打扰之时,再秉着红烛独自欣赏残花,对花之痴迷已显露无遗。同时诗句中的“红烛”与“残花”又进一步地构成了对比,更显花之残。诗人想到日间盛开的花朵,到了明朝也许就将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深刻留连之情便油然而生,促使他抓住这最后的时机领略行将消逝的美,于是,便有了“更持红烛赏残花”这一幕。在夜色朦胧中,在红烛的照映下,这行将凋谢的残花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仿佛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华,美丽得像一个五彩缤纷而又隐约朦胧的梦境。夜深酒醒后的“赏”,正是“醉”的更进一步的表现,同时也表现诗人对美好事物即将逝去的不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结句的意境与诗人早年失意科场时之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相似,枯荷与残花,都是为普通人所忽视的,可是诗人将之与雨滴、红烛相配合。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使之散发出一种凄美之感,深受读者的喜爱。苏轼《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敞烧高烛照红妆”即从此句化出。只是略去了李商隐诗中的一些凄凉之感。
整首诗围绕着花进行,特别是最后一句更显出对花的痴迷。不仅爱盛开之花。甚至也能从凋落之花中看到美,甚为难得。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