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首小令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兴亡之感。采莲曲原是乐府旧题，多写南国水乡，歌咏爱情。杨果沿用采莲曲的旧题，写的却不是爱情，而是兴亡，是惆怅。
小令依据内在的情绪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二句写采莲人的热闹，“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作过渡，后两句写了独上江楼之人的寂寥与惆长。
小令开篇，短短两句，写了一幅热烈的江南夜景图。夜凉如水，新月如钩，静谧的湖面上突然传来采莲人热闹的歌声。采莲人兴致高品，相相互唱和，乐音高品。循着歌声望去，只见一艘精致的小船从柳树繁密之处驶出，那轻松愉快的采莲歌便是从那里飘扬面至。月夜踏歌采莲，荡舟湖面，一幅美好热闹的江南采莲图画！但这两句之后，小令突然由乐转悲，让人猝不及防。热闹的采莲曲惊醒了熟睡人的美梦，让他再难以入睡，只得“独上江楼卧”。“夜如何”三字极有韵味，热闹的夜是属于采莲人的，而对于从鸳鸯梦中惊起而独上江楼的人来说，这样的夜是悲凉的，三个字自然引出下半部分。
热闹是他们的，对独上江楼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独上江楼的人疏离在这个热闹的场量之外，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伤痛，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孤独。至此，小令开头的喜悦气氛已渐渐被冷清的氛所取代，悲的情结丝丝缕缕沁入夜色里，而“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三句则是将原本若隐若现的悲哀情绪推向高潮，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小令将采莲众人的欢畅与独上江楼之人的悲威作对比，将采莲歌与南朝旧曲作对比，悲喜互见，哀乐相形。作者深谙“以乐景写哀情”之法，有多繁华就有多落寞，有多热闹就有多寂寥。杨果一生经历了金元两个时代，金初曾登科及第，担任官职。金亡之后，他经人举荐也曾出来做官，与元好问拒不仕新朝虽有不同，他虽身在新朝，却心怀旧恨，有着遗民独有的亡国之恨，失节之悲。他目睹了金的繁荣与衰亡，朝代更迭的兴亡之感挥之不去。小令中虽未言明，但亡国之音“南朝旧曲”，多多少少包含了作者对于金统治者昏庸无度的影射和对金灭亡原因的思索。
“一饷疑情无语”，显然不是终日无语、整日销凝而是忽然间因触景生情而产生的惆怅。从次句看，很可能是因攀折梅花所致。这情形有类于《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从忆梅到折梅，引起对远人的怀思有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折梅与怀人有关，所来自远，南朝刘宋时陆凯赠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故次句言“手捻梅花何处”，其意仍在怀思远人。“何处”二字则有欲寄无由的苦恼，故“手捻”梅枝，彷徨徘徊。
女子所怀何人，下句更有暗示。“倚竹不胜愁”，系用杜诗《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句意，杜诗写了一位为丈夫所遗弃的妇人自保贞洁的德操品行。这里用以暗示词中女主人公离居的忧伤，和对远人一往情深的盼望。同时又沿用杜诗，以翠竹之高节拟人“暗想江归路”，则进一步点出其人远人的踪迹，想当初，他从“江头”扬帆远去的，而此时也该从去路归来了吧！这句“暗想”联上“凝情无语”云云，又进一步通过状态表情，表现女子那深沉的思念，难以用言语表达。而“江头归路”联上“何处”云云，又使人联想到唐诗“妾梦不离江水上，人传郎在凤凰山”（张潮）的意境，使人体会到她的内心之痴迷。
从“暗想江头归路”到末二句“东去，东去，短艇淡烟疏雨”，在意象上有一个跳跃。两字“去”字，可推知不是丈夫归来，倒是出外时的情景。那时，他就乘着一叶行舟在烟雨迷蒙的江头离她东去，那景象是如此凄迷，记忆又是如此犹新，令人难以忘怀。这种倒叙不仅使读者领略到更多忧伤，丰富了词人的内蕴；而且造成一种类乎汉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的意境，既显示出女主人公企盼的失望，又增加了其性格的温润。
“词人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张炎《词源》卷下）这首词的作者，注意措语用意的深婉，做到了句无闲字而有余意；结尾处所造想象中境界，亦饶悠悠不尽之韵味，故称合作。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