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庐山游玩的时候，终于看上了一个好的去处。在庐山香炉峰的北面，遗爱寺的南面，有一处风景秀丽甲于匡庐的地方。白居易来电此地竟然像远游的人回到了故乡一样而不忍离去，最终决定在此盖一处草庐。第二年盖成之后，他住在那，可以看山，可以听泉，真是美不胜收。况且在草庐附近还有一个水池，在池塘周围有很多山竹野卉，而池子里面又有白莲、白鱼。这是作者下了决心，等到以后，弟妹们都成家立业之后，自己就和妻子儿女们搬到这里来住，“终老于斯”。
文章从修建庐山草堂的缘起入手，首先具体介绍草堂的建筑情况及堂中因陋就简、朴素高雅的陈设；然后转入对草堂四周迷人景色的铺写，以空间方位的转换为序，细致地描写了方池平台、山竹野卉、飞泉悬瀑、杂木异草等；又从景物说到自己恬静安适的心情，表达自己乐天安命、归隐庐山的愿望。全文语言清丽，作者以娴熟的文笔和技巧，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的癖好，并注入自己的身世感、沧桑感，使山水别具内涵与风韵。
文章起始，交代草堂的由来和位置。“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在记文开篇对庐山发生这样的赞叹，此后这就成为对庐山众口一词的评判。草堂建在香炉峰和遗爱寺之间，“其境胜绝”，作者又以“甲庐山”称誉。两个“甲”字，突出了草堂周围环境之美，写出了作者对庐山美景的深情迷恋。
第二段写草堂的设置。草堂格局简单：“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内陈设朴素古雅，听其自然：“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这显示了作者的爱好与志趣。
第三、四两段写住进草堂后的情景。作者仰观诸峰险峻，俯听泉水流响，还有竹树云石等点缀，令人从早到晚欣赏不尽。他身体舒适，精神和畅。为烘托草堂主人之乐，作者又通过自问自答，对草堂周围附近的自然景物进行细致描绘。接着又展示草堂四季景色的特点，加上早晚天气的变化，景物时隐时现，有声有色，气象万千。于此，作者用“故云甲庐山者”一句收束，转入议论，抒发物我两忘的情怀，回应上文“俄而物诱气随”二句，显出构思的精妙。
第五段正面记叙对山水的爱好和希望终老草堂的心情。悒郁不平之气寄于言外，意蕴深远，富有艺术魅力。作者又为未来生活构思出一幅“出处行止，得以自遂”的美妙图景，宣称要“终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这正是文章的主旨所在。
最后一段附记移居、庆贺及作记等事，虽是“记”体散文通有的格式，却透露出作者当时的思想情趣。
全文写景生动，叙事简洁，层次清楚，旨趣隽永。“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作者对庐山草堂的四周景物环境，落笔悠悠，却倾吐了真诚的爱恋和审美情趣。“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作者对庐山草堂建筑的率真写实，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史料，而《庐山草堂记》亦被视为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这是一首拟古的思妇词，上片类似传统的春怨诗，只是一味的相思。下片的却是自怨自伤，没有报怨，只求一种自怜，采用比拟却能多少翻出一些新意来，其温柔敦厚处，尤令人怆然动容。该词的艺术特点不同与传统的春怨诗有情有怨，却只是一味温柔，一味的相思。可以看出王国维这词在内容上比传统春怨词更传统，但在写作方式上却不同于传统的春怨词的思春怨情，更多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怨，而是自怜。
“金微”这个词，是唐人常用的。在一个古代闺中女子的眼里，那地方真是远在天边，只有梦魂才能到达，所以是“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闻说”征人的消息，马上就“梦向”其地，没有“不知何路向金微”的顾虑，也没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的忧惧，平淡的口气中令人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与征人相聚之渴望。
但纵然如此也还是来迟了一步，现在他的部队又开往辽西去了，辽西与金微远隔大漠，思妇的梦魂徒劳往返。而且，即使思妇的梦魂真能追上部队，也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心上人。因为在那大军驻扎的地方，千千万万的营帐在月光下的阴影把沙漠都遮暗了，千千万万的战马嘶鸣淹没了梦魂微弱的呼唤。不管思妇有多么迫切的愿望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她的追寻也只能是徒劳的。
下片是这个女子失败后的慨叹。她说：你就像早开的梅花，我就像梅花的树叶，当我来到的时候你已经凋落，我们命里注定不能够同枝并蒂。我们知道，梅花和一般的花不同，它要到花谢了之后才生叶，所以梅花的花与叶是“可怜开谢不同时”。这对叶来说，当然是怨，但她怨的不是花不肯等待自己，也不是上天安排的不公，而是自己，是自己来得太晚了，是“漫长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这令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旧首先的“三纲五常”。词中这个女子，在经受了绝望的打击之后，对丈夫，对上天安排的命运，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怨念，而且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可以说是“女德”的典范了。
然而，“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带给读者的，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天命和封建纲常的联想，它也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另外一种“感情的境界”：一个人付出千辛万苦去追求某种理想却终归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理想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