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