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人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这首诗的起句与结尾都相当精妙。起句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诗歌结尾，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君怀良不开”，她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
这首词写女子怀人，属于花间词常见的内容。
上片全是写景。“绿槐”二句是室外之景，境界宁静；“画帘”三句是室内之景，境界幽绝。这些看似客观描写，而却是女主人公的感受，于宁静、幽绝之中可见女子的狐独。
下片以夜色表达女子的相思。“碧天云”既是所见的夜色，又暗指她所怀的漂流在外的人。“夜夜”句用风雨摇窗，深夜梦醒的典型环境，表达她对远人的深沉眷恋。末句是哀切的呼唤。叶嘉莹在《嘉陵论词丛稿》中评道：“恳挚深厚，真乃直入人心，无所抗拒，且不仅直入人心，更且盘旋郁结，久久而不能去。”
花间派词人很注意意象的选取。“绿槐阴里黄莺语”，黄莺儿在绿槐阴里啼啭，这是很美的句子。“槐”通“怀”，通常与怀人有关。例如杜荀鹤“客路客路何悠悠，蝉声向背槐花愁”。更何况，槐花香气四溢，其细碎又能引人细微之思。黄莺儿在思妇诗词中也多次出现，例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是黄莺儿形象美丽，叫声清脆娇嫩，最能体现春之特征，也与女子形象相暗示呼应。
黄莺语是写声音，“深院无人春昼午”则是写静谧。但静并非无人，画帘低垂，帘上的金凤凰在随风舞蹈，绣屏寂寞，一炷幽香默默燃烧。闺中的寂寞与思念无处不在，而这寂寞又染着些香艳，越发惹人怜惜。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三句是女主人公在倾诉衷肠：所思念的游子就像那碧天中的云彩一样行踪不定，只能在梦里往来相见。“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君信否”，就是“君知否”。结尾两句意为：夜夜在绿窗下听那些风风雨雨，肝肠寸断，君可曾知晓？独居孤处的女主人公在极端的苦闷中无法可想，只能对着远方如此倾诉。这样，她对行人的深厚情意以及思而不见的抑郁心情，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诗人从自己由建康跨马出郊春游写起。“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二句，“丽”、“跨”二字为点睛之笔。首句如只是“春城”、“白日”二语，虽是写景，但总显得孤零无依，而且见不出其鲜明生动。春城也可能是风雨如晦；白日也可能是烈炎可畏。着一“丽”字，春城便明媚景象全出，而白日则更显得光彩绚烂可掬。“阿阁”，指檐宇屈曲翘起的楼阁。“层楼”，指多层高楼。中间着一“跨”字，便把两者写活，似觉阿阁与层楼彼此互欲超越而在争胜斗奇，景色既壮观，又活跃。这两句写静景，静中见动。
接下来“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二句写城外动景。建康位于长江东南岸，诗人跨马出城，走近江边，面对滚滚东流的苍茫江水，顿觉心潮起伏，忧思难收。“忽”，形容水流之急。“悠悠”，忧思的样子。急速东流的江水，既苍茫复渺渺，景色一片迷惘。实为下句写诗人马上忧思作陪衬，含蓄而具体地展现了诗人忧思之深沉而无限。至此，读者自然会问：诗人的忧思自何而来？又何来之多？
下面二句作答：一是“京洛多尘雾”，一是“淮济未安流”。洛阳为古代名都，此处借“京洛”指当时京都建康。这里的“尘雾”，并非实指空间的灰尘和雾气，而是暗指朝廷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对皇权的控制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古代一般以在朝廷做官为荣。江孝嗣苦于边境的戍守生涯，自然也羡慕朝官。诗人对此提出劝告道：建康虽是“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看上去煞是美丽，其实乃是“尘雾”极多。处身其间不但宏图难展，而且吉凶不卜。“淮”水和“济”水，都在当时南朝的北部边境。江孝嗣戍守所在，正临近济水。“淮济”流水“未安”，实喻边境战事不息。边境来安，正是有志之士杀敌安边，报国立功的天赐良机。诗人自知自己位卑言微，无能廓清京洛尘雾，但有志于边境淮济的“安流”事业。
故紧接下来，笔锋顺势一转，抒写自己的抱负：“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这二句是化自曹植《杂诗》其五：“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句。“轻舟”，指途径。这两句意思是说：当前国家多难，我岂不想脱离这“多尘雾”的京城，仗剑奔赴边境以杀敌立功报国啊！可惜我没有实现我志愿的途径啊！听来是诗人自抒怀抱，自叹报国无门，其实它的潜台词是说：你江丞嗣戍守边关，正驰骋疆场大显神手，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如果我谢朓处在你江孝嗣的地位，我不但不会像你那样愁苦无状，而且会喜不自胜，不遗余力地去实现我的大志呢。
末二句笔意再转，直点江孝嗣。前面，诗人用了很大气力写了春城、楼阁、江流、忧思、尘雾、淮济，实际上就是为了说出“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这二句，意思是：我们的英雄时代即将过去，不要延误良机。owl0
上片是回顾宋朝屈辱的历史。也许作者出于对前首词所提及的“后死无仇可雪”问题的担忧，这首词开头第一句“离乱从头说”似乎就有意提出人们早已忘却的往事，以引起回忆。“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是追述自宋初以来长期的耻辱外交。早在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时，便以“澶渊之盟”向辽国岁赠白银十万两，绢缯二十万匹，换取中原的暂时和平，首开有宋以来向外族纳贡的先例。其子仁宗赵祯时，向辽国岁贡银绢又各增十万两、匹。此后，辽亡金兴，北宋朝廷又转而向金纳贡，数额有增无减。但是，这种作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引起对方的觊觎，得寸进尺。于是河洛尽失，而宋室乃不得不南渡，以求苟安。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宋统治者竟至把屈辱说成是爱民。如仁宗所宣称的：“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斯物（指银缯）非所惜也。”（见魏泰《东轩笔录》）真是以罪为功，恬不知耻！陈亮在这里说：“爱吾民、金缯不爱”，即刺此事。虽然作品并未罗列上述史实，只用“蔓藤累葛”四字，已足将百余年来宋室历次丧权辱国、妄冀苟安的罪责揭露无遗。
下一句“壮气尽消人脆好”进而再揭露统治者多年来在“爱吾民、金缯不爱”的幌子掩护下推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就全局来看，南宋形势是“壮气尽消人脆好”，以这样温顺脆弱销烁殆尽的民气、士气，去对付对方的进逼，其结果就只有“冠盖阴山观雪”——珠冠华盖的堂堂汉使到金廷求和。可是，他们的交涉不能取得任何胜利，惟有陪侍金主出猎阴山，观赏北国雪景而已。作者想到这里，不禁感叹道：“亏杀我、一星星发！”痛惜自己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到的竟是如此耻辱的现实。下面再借用历史故事来批判现实：春秋时，中原大国齐的国君景公畏惧处于南夷之地的吴国，只有流涕送女与之和亲；还有鲁国也曾因遭受强齐欺凌而不予反抗，遂日衰一日。往事可鉴，对照今日宋朝屈服于金，甘受凌辱而不加抵抗这一违反常理的怪事，后果如何，不问而知。这里所谓“问”，并非有疑而问，乃是用肯定语调发出的谴责和质问。
写到此，话题和情绪同时一变，以重新振作之态，写出‘丘也幸，由之瑟’六字。《论语·述而》载有孔子语：“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又，孔子的学生子路弹瑟发勇武之音，被认为是不合雅、颂，孔子曾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作者各取此二语中的前三字为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日幸有如吾二人这样坚毅的志士，虽举国均以举兵北伐为过，但我俩迄今坚持不懈。以此结束了上片，并为下片定下基调。乍一看，这两句话来得突兀，似乎显得生硬，其实不然。这是陈亮一贯的词风。他好为“硬语盘空”，这种风格，恐怕与他在南宋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焕发起斗争到底的精神密切相关。
下片是写设想中的救国行动。《新唐书·李光弼传》曾记大将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之事，云：“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辛弃疾早年曾建立过有名的“飞虎军”，金人为之震慑。作者设想，若由弃疾带兵，定会出现“斩（崭）新换出旗麾别”的新局面。
这种设想，也许早在上饶鹅湖之会时二人就商议过，因此，这里所谓“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可能就指的是这件事。“拆开收合”，即解剖分析。基于此，“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扑肢动骨”便是作者想象投奔这支抗金新军后大显身手的兴奋情景。因留恋鹅湖之会、向往二人共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产生上述设想，这是很自然的。继而，语势却忽然一落千丈，接一句“这话霸（即话柄）、只成痴绝”，明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这种语气的跌宕起伏，恰恰说明作者情绪大起大落。他虽然残酷地宣告自己幻想的破灭，却又极其冷静地指出了真实。“只成痴绝”四字虽然饱含作者的失望和痛苦，却又是他理智的反映。“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是发自幻灭之后的感叹。他有感于《庄子·大宗师》中所谓天地是大熔炉的说法，想到人生犹如铁在洪炉之中，扇鞴（鼓风吹火的皮袋）鼓风，火力顿炽，顷刻即将消熔。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势。不过，作者的这种幻灭感，却又并非对理想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失望，而是深为人生有限而感到惋惜。但他又不是单纯留恋人生，而是深憾于不能亲见理想的实现。关于这点，在结尾的“淝水破，关东裂”二句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作者再一次用了他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已用过的谢安于淝水之战中大破苻秦八十万大军入犯的典故，但这不是雷同，正说明这个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爱国志士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胜利的憧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怀的。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好友辛弃疾听的，自然不是只谈他自己的志气与渴望，而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
一、二句写雪后初霁，济南在望时的心情。将到济南时，见到大雪之后初次放晴，苏轼心中豁然开朗，不由赞叹济南的春光美好。苏轼刚到济南城东六十里处的龙山镇，便感到马蹄轻快了。这两句是即景而兼即事，并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旅况的叙述，传达出轻松、欢快的心情，而这同即将与友人李常相见是分不开的。“马足轻”，应是从王维《观猎》诗“雪尽马蹄轻”一句变化而来，既关合自己风雪载途的旅况，与前句“雪初晴”相照应，又是借物写人，体现出人的轻快的心情，所以显得自然入妙。
三、四句重提旧事，写当年湖州歌女送别的深情，并提醒李常不要忘怀。其所以如此着笔，一是因为李常来齐州前，曾任湖州知州，而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杭州赴密州任时，又曾过访李常于湖州，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第二，此处写歌女（其社会身份是歌妓）送别，与唐、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写歌女临别时极度伤心（“肠断声”），带有夸张的成分，因而又成为苏轼、李常二人之间的戏谑之辞。第三，苏轼借写湖州歌女伤别，来表达自己的怀友之情。这是一种“请客对主”的写法，歌女尚且如此，何况苏轼别后怀思。而且提到湖州歌女，也会勾起李常对旧日会面与交往的联想，而使友谊的温馨油然而生。
全词，以夸张、引用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苏轼要与友人李常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过去苏轼、李常二人离别时情景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