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此词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的感伤。全词上片伤春,下片写人,词中“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此词写得“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
词在上片前两句写景,意思只是说,城头上莺语唧唧,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是一派春景。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而不是因景生情,因此用粗线条勾勒春景,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在毛病。
另外,作者对景物描写这样处理,仍有一番匠心在。首先,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描绘春景,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其次,又斟酌字句,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显得抽象朦胧;听的是莺语、涛声,显得具体真切。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并非着意赏春,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使他无计避春,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钱惟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经意而不经意”的境界。
下面两句开始抒情,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如“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些句子都比钱惟演的来得深婉,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描写直接引发的,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徵之声”,把词推向高潮,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
下面的前两句仍是抒情,这比上片更为细腻,“情怀渐觉成衰晚”,并不是虚写,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钱惟演宦海沉浮几十年,能够“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见欧阳修《归田录》),靠的就是刘太后,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惟演确实是致命的一击。一贬汉东,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一生“雅意柄用”的钱惟演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鸾镜朱颜惊暗换”,亦徐干《室思》诗“郁结令人老”之意,承上句而来。人不能自见其面,说是镜里面而始惊,亦颇入情。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
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收得极有分量,使整首词境界全出。用酒浇愁是一个用滥了的主题,但这是运用得却颇出新意,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形成强烈对照,写得直率。以全篇结构来看,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由粗及细,层层推进,最后“点睛”,形成所谓“警策句”,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祁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加以比较,认为宋祁的两句更为委婉(见杨慎《诗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意境是不相同的。宋祁是着意在赏春,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但整首词的基调还是明快的。而钱惟演则是在因春伤情,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从这点说,两者各得其妙。其实,词写得委婉也好,直露也好,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
这首遣怀之作,在遣词造句上却未脱尽粉气,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等,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实际上它只是抒写作者的政治失意的感伤而已,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一般特征。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这首词的本旨是写水仙花,但从头至尾没有直接点出。看他运笔,似乎每一笔都在写湘水神女,实际却是笔笔在写水仙花,水神水仙,交融在一起,直至把水仙写得有血有肉,有灵有气,显的亭亭玉立,飘然若仙,由此,足见作者运用比拟这一手法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方。作者用拟人笔法,把水仙花作为水仙神女,加以形容描绘,故上片起三句连用三个“湘”字,借湘水女神比拟水仙。“湘灵”即湘水女神,传说舜的二妃娥皇、女英死后为湘水之神。这里用以比拟水仙花,既增加了神话的色彩,又能唤起读者美的联想,扣题“水仙”。“云”、“月”,是艺术烘托之笔,为水仙的出现造成一种云月朦胧的静美境界。“梦”、“吟”、“吊”,则表现了作者面对水仙所升起的那种向往爱慕的醇美感情。这三句虽然只有九个字,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神话氛围的艺术境界。“有谁见”三句,写水仙的形象美,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轻盈娇羞的神女。“罗袜”、“凌波步”,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黄庭坚借入咏水仙诗,有“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句;而作者却写道:“有谁见、罗袜尘生?”意思是说罗袜无尘。用“有谁见”提出质问,遂翻出新意,轻轻为罗袜祛尘,写出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美女形象。
“凌波”、“步弱”,皆形容女性步履轻盈,这里借指水仙植根水中,婷婷立于水面,宛如凌波仙子。“背人”句,由形及神,写神女的娇羞情态。“六铢”指六铢衣,佛经中称忉利天衣重六铢,是一种极薄极轻的衣服,由此可见其体态的绰约,这里用来表现水仙体态之美。“娉娉”两句,从姿态、颜色、质地等方面写水仙花的美,仍然是以美女比拟。先用一“晕”字染出水仙花色泽(“娇黄”)的模糊浸润,再以“玉色”加以形容,而以“轻明”状其质地薄如鲛绡,莹如润玉。这几句,极见作者观察的真切和用笔的工细。
上片巧借神女形象为水仙花传神写照,侧重于外表形态。下片则深入一层,探其精神世界。“香心”四句,“香心静”,写花,香而静:“波心冷”,写水仙所居之水,水仙冬生,黄庭坚称为“寒花”,故写水用“冷”字,此句得姜白石《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意境:“琴心怨”,上片既有“湘灵”,此处“琴心”云云,似与司马相如的“琴心”无干,盖由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变化而来,并化用唐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弦,湘灵沉怨不知年”句意,古典诗歌中往往琴瑟连用,此处换瑟为琴,似无不可,作者既以湘灵比水仙,故有寄怨心于琴声的想象,以与“静”、“冷”相协调:“客心惊”,则写作者的情怀。“客心”,即旅居异乡的心情,盖亦羁旅之人,且这几句中的“静”、“冷”、“怨”等,皆系作者的心理感受,此处又着一“惊”字,自是客中见花的特有感情。“怕佩解、却返瑶京”,佩解,出于刘向《列仙传》,说郑交甫遇见江妃二神女,郑欲请其佩(佩玉),二女遂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旋即亡失,回顾二女,亦不知所在。晏殊以“解佩”喻花落春归,其《玉楼春》有“闻琴解佩(通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句。“瑶京”,此指神仙所居的宫室。这句是说担心水仙花衰败零落,象江妃二女那样在人间打个照面就又返回仙宫去了。“客心”之所以“惊”,盖与这种担心不无关系。“杯擎清露”两句,仍然写花。水仙花状如高脚酒,故《山堂肆考》说世以水仙为“金盏银台”。作者从花的形状展开想象:这“杯”中盛满了醇酒般的清露,高高擎起,使那挚友春兰和梅兄也要为之酣醉了。“梅兄”,出黄庭坚咏水仙诗“山矾是弟梅是兄”句。梅、水仙、春兰,次第而开,故有“友”“兄”之说。结两句用“苍烟万顷”、“雪冷江青”,再次点染水仙所处的环境。苍烟、江雪,构成一片迷茫冷清的境界,无怪乎娇弱的水仙要“断肠”于此了。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咏物词,所咏之物是水仙花。所以,全词立意命笔,无不围绕“水仙花”这个主题。全词在创造艺术境界方面,亦颇见工力。作者用“湘云”、“湘月”、“湘灵”、“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以至于“苍烟万顷”、“雪冷江清”等等,构成了一幅清冷雅静、幽远和美的艺术境界;且其所写之物,如云、月、罗袜、六铢衣、瑶京、清露、兰、梅等等,皆无比温柔高雅,又给这静美的艺术境界增添了许多灵秀之气;最后再用万顷苍烟加以笼罩,与梦云吟月相应,又给全词凭空增加了几分朦胧美,于是“六铢”愈见其轻,“娉娉袅袅”,愈见飘逸。凡此用笔,皆为描绘神女(水仙)形象而设,而这形象,也就随着这种用笔活灵活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