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写羁旅之情、思乡之念,抒归隐之志、叹身世愁苦的哀怨之词。上片叙写词人与侍妾婉君泛舟黄桥,望见一江之隔的故土,从而产生悔恨;下片伤春伤别,情意缠绵,从词意来看,词人似要与婉君作别,即婉君要离词人而去,十年相伴,其间恩恩怨怨,幽恨难消。词意含蓄委婉,哀而不怨。
词的上片写思乡之苦。
词人“偕婉君泛舟”,故以“舟”字入笔。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有“天际识归舟”的佳句。“天际”喻极远之地。泛舟黄桥与故乡一江相隔,竟有“天际”之感,可谓咫尺似天南地北,流露出有家难归的悲哀。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轻以与故园梅花约定归期而失信,道出了难言的思乡之苦。归雁悲鸣与箜篌之音相应,词人想到自己和孤雁有共同命运——“共漂泊”。“共”字写物写人,物我如一,睹物伤怀,情同悲切。漂泊异地,加之春“寒未减”,“东风又急”,天寒人心更寒,以至使人“沈腰愁削”。“问谁管”中“问”字反诘,写出其遭受冷落无人悯怜,穷愁潦倒,落魄失志的处境。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有和自已心目中的女神婉君同舟共济、泛于惊涛雪浪中,姑且共斟樽酒、消磨时光了。
下片由思乡之愁而生凄凉幽怨。
换头处的“伤别伤春”,是封建文人最易撩动的情绪。“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流光容易把人抛”(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都是。现在他更怕垂垂暮年,心情不似从前。从前他萦绕于心的是“乡程远,何时孤棹、卧听倚楼笛”的归乡之情切,现在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归期无望,怀乡之心冷却。这是正话反说,愈显示归心似箭,急不可奈。时光度若飞,“弹指十年幽恨”,连婉君也愁得满面憔悴了。萧娘在此指婉君。“今夜冷”是当时感受,是“寒未减”所致,上下阕遥相照应。“篷窗倦倚”之“倦”表现主人公的心灰意冷,怠倦疲惫、无精打采、郁郁寡欢。虽然“为月明、强起梳掠”,欣赏春江花月夜的美好景色,然而“银甲”弹奏出的却是哀怨凄清的悲秋的乐曲,使人闻声下泪,黯然神伤。
这首词以写心理活动为主。上片从“悔”写起,而后揭示原因,下片写“怨”“伤”“怕”“恨”,将凄凉的心境和悲哀的景物融为一体,写得悱恻哀怨,缘情之味颇浓。
这首小令题为《姑苏台赏雪》,一开始却从距台有数峰之隔的“断塘”述起。“断塘”即脂粉塘,元林坤《诚斋杂记》:“吴故宫有香水溪,乃西施浴处,人呼为‘脂粉塘’。”凭这个处所,已足与同样因西施缘故而驰名的姑苏台发生感情上的联系。“洗凝脂”意含双关,它已暗点出“雪”的影响,实是因断塘塘岸的积雪白如凝脂,而联想起西施当年在此洗浴的景象。由此语激发起诗情和游兴,引出“觅西施”;再由觅西施不得,但见柳树积雪如“萧萧鬓丝”的怅惘,领出姑苏台的登临。这种针线细密、接笋无痕的布局,不仅预先交代了姑苏台外围的雪景,而且也表明作者“赏雪”并非单纯的冬令游览,而是“怀古”寄托的表现。
下片正面转入“姑苏台赏雪”。“银匙”、“粉香”、“玉参差”,生动地绘现了姑苏台上高高下下的积雪景观。以银、粉、玉作为比拟,与末句的“富贵”遥遥相应。“富贵似吴王在时”,表面上是赞词,其实却包含着微意。这是在说吴王富贵久已不存,如今台上的“富贵”气象,不过是如银如粉如玉的雪堆的错觉而已。作者在怀古意绪的驱动下,回忆起“吴王在时”的当年风流是不难想见的,但他原始的目的是“觅西施”,而此时却无言提及。他所吟唱的“一曲乐天词”,也已游离了登台的初衷(白居易《题灵岩寺》之类游吴作品,并无丝毫怀古内容)。这一切正暗示了作者事实上的失落感。作者将感情表现得如此隐婉,实有一种“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意味。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上片写景。月下赏花,饮酒赋诗,是古诗词中常见的题材,读者关心的是诗人举杯时所产生的感受和联想。苏轼此首写他把月光斟进自己的酒杯里,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美酒的芬芳和清光。这种感受是新奇的,大胆的,但又是合理的,自然的。开篇的“月午”,不是早已指明中天明月光正泻向杯中。而“摇荡”一词,正透露出诗人举杯相属的豪兴而使月光翩然起舞。诗人从寻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不寻常的诗意,于平易中见工夫,逸趣中显天才。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明净,所照之处冷浸一片银色。聚星堂前的梅花也更显得璀灿晶莹,洗尽铅华见雪肌。诗人不禁离席,漫步于积水空明的回廊上。此时他始觉幽香袭来,柔顺清润,以至于物我两忘,陶醉在这优美安谧的境界之中。
下片发议论。过片由“半落梅花”而来,“欲落梅花更多情”,何况这梅花烟雾轻笼,有一种朦胧含浑之美。花前月下,自古以来“总是少年行乐处”,这少年是泛指,也是指赵德麟。诗人很赏识这位年轻的签判,称赞他“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他们平时诗歌唱和,此时又同饮花下,“齿发日向疏”的太守,也有与少年同游乐之意。最后以其夫人关于月色的议论作结,他认为这议论富有诗意。
在这首词中,他选取了月色、梅花,冷香,回廊,烟雾等,构成清幽恬静的艺术境界,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良辰美景的珍惜,使他的精神从政治得失中解脱出来,一念清净,旷达闲适,这表现了他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