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岘山,又名岘首山,位于湖北襄阳城南九里,以山川形胜和名人古迹著称。岘山属襄阳治,名城襄阳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距襄阳县西二十里,为隆中,即卧龙先生草庐对策之地。襄阳故城,即其县治。
陈子昂登临岘山,不觉发思古之幽情,写下这首怀古诗。
开头二句说“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外城为郭,郭外为郊,郊外为甸,秣马于荒甸,说明岘山在襄阳郊外。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立襄阳郡,自此“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诗人登临岘山,俯瞰襄阳,不禁想到晋朝的羊祜、三国的诸葛亮。羊祜喜游山,常登岘山,终日不倦,曾对从行者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羊祜为太守,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且有献策平吴之功,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岘山的青峰白云流连不已。羊祜病笃,荐杜预自代,年五十八卒。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以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杜预死后为碑起名曰“堕泪碑”,就是陈子昂诗中所说的“堕泪碣”。
曹操伐刘表时,表已卒,刘备屯兵樊城,闻讯赴襄阳,曹操即派精锐紧紧追击,刘备兵溃于当阳、长坂;诸葛受命于危难之间,东结孙吴,共御曹魏。赤壁之战,奠定鼎足之势,功盖三分,名成八阵,登临岘山,俯见襄樊,不能不缅怀以南阳布衣而名垂环宇的诸葛武侯。
“犹悲”、“尚想”,点明“怀古”,也抒发诗人斯人虽逝,而凭吊弥深的感情。
以下接诸葛功业回顾三国时代,古之楚地,魏、蜀、吴,各个分据;汉水入江处在夏口,夏口城为孙权所筑。《尚书禹贡》谓:“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大别山,《元和志》谓指汉阳县东北之鲁山,“南枕蜀江,北带汉水”,孙吴据长江天险,因此诗中说:“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遥”既表现楚地辽阔,又表现事已久远,兼指时空。“山川”句,诗人于岘山之上,思绪万千,见汉水曲流岘山之东,而想到滔滔东去的景象。
三、四句诗人怀想羊祜、诸葛,五、六两句则转谈三国事,并非仅就山川而言,其间包涵了“人谋胜天险”的寓意。羊祜献平吴之策,晋灭东吴诸葛用联吴之策,以抗曹魏;刘备因意气用事,败于夷陵;孙皓以残暴多疑,终致亡国。面对四百多年前的历史遗迹,诗人不禁发出慨叹。
岘山之南,有后汉襄阳侯习郁故居。习郁在此引水作养鱼池,筑以高堤,间种楸、竹。秋来,楸丝垂垂,修竹亭亭,景致怡人。晋朝时的征南将军山简,都督荆、湘、交、广四州,镇守于襄阳,每过习郁园池,必痛饮至大醉方归。常说:“此我高阳池。”
刘景升治襄阳时,筑景升台,常登层台之上歌《野鹰来》曲,死后,葬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杜甫十三世祖、镇南大将军,杜预,字元凯,曾在襄阳兴水利,百姓称之为“杜父”。元凯作两碑,一碑沉万山山下潭水中;另一沉岘山山下水中,碑文述己之功业。元凯沉碑时说:“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陈子在此即借杜元凯沉碑事,并引申其意,即使百年之后,深谷突起为丘陵,亦是徒然。空有丘陵出,无数英雄豪杰、古圣先贤,都已经凋零作古了。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沔水经过习郁的邑城,出安昌县东北大父山,西南流,注于白水,南面有汉光武故宅,后汉人苏伯阿曾在此“望气”,称白水乡光武宅有郁郁葱葱的兴旺佳气。陈子昂借此慨叹郁郁葱葱之气已经中断消失了。“苍烟断”、“晚气孤”,诗人借景抒怀,表达他对时政的忧心焦虑。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诗人来自蜀山之中,所以自称“万里客”,“谁知”,表现了诗人孤寂落寞的心境,“踌蹰”,指惆怅而徘徊。当诗人凭吊遗踪的时候,缅怀治世良材,有为的将帅以及像羊祜、诸葛亮那样永远为百姓思念的贤臣良相,更希望这样的贤圣,代代不绝。
李白诗“芳草换野色”,杜甫诗“竹风连野色”,姚合诗“嫩苔粘野色”,这些诗句中的“野色”,都可以按郊野的景色理解。然而,范仲淹这首诗里的“野色”,却别有所指,指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东西,非烟非雾,可开可合,能歇能行,而又难以实指,不可名状,无法形容。但是,春日郊行,诗人凝神四望,触目皆是这种东西,只见它在浮动,在荡漾,在闪烁;它是空气,还是水汽,抑或是一种光的折射,单凭直觉,是很难分辨清楚的。这东西本身已不好描绘,至于喝足了酒,醉眼朦胧所见到的这东西的模样,更是难以捉摸了。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正是把这种看不清楚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即梅尧臣所说的“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范仲淹描摹野色:首先,他选定了春季这个最丰富多彩的季节作为背景,然后从春天的不可捉摸的氛围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来作暗点陪衬,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表现了野色的美好。
野色既然是无所不在,但又不是实体,诗人马上把它与烟雾这些流动虚幻、不能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说它不是烟,也不是雾,但如同烟雾一样,浓密地映照笼罩着楼台。首句用的是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手法,野色与烟雾当然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有相近的性质,它占据了每一处视线与感觉所能到达的地方。实际上,诗把烟雾也作为野色的一部分写了进去。首联是通过同类作譬,又以楼台这一实物作参照,说明野色的存在,下面两联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继续铺写。诗说白鸟在野地里飞,把野色给点破;夕阳照着野外,把野色给剖开。野色弥漫,它不愿随着芳草的消歇而减少消失,又好像追随着远处的船帆,渐渐逼近。这两联用了一连串动词,使表面上看不见、不存在的东西,通过白鸟、残阳、芳草、远帆的动作与变化,有力地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这种写法,就好比写风而着力刻画草木摇动、落英缤纷,写月而极力描写飘浮的云一样。末联“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在朦胧之中翻进一层。山公山简镇守襄阳时,经常至习家池饮酒,大醉而归。作者以山简自况,说他登山喝酒,归时醉眼模糊,见到这种野色。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是写老眼昏花,这里则是以醉酒眼花,来突出野色的迷离恍惚。总之,无论是物,或者是人,都是为标现野色服务的,都是“虚者实之”的实体。
烘托野色的实体,并非实打实地端出来,不是照像式的再现,而是实中有虚,因而透过朦胧野色,一幅玲珑剔透、笔墨淋漓的山水画就展现出来:天上挂着红色的夕阳,空中飞着白色的鸟儿,烟岚笼罩着楼台,芳草连接着江边,帆影露出于江中,还有自远山醉归的主人。这些景物与野色相映照,虚虚实实,藏头露尾,如同云中龙,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体现出作者豪爽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诗的用意正是要通过野色和这美丽的画面来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文中的谪龙——奇女子一样。这个奇女子,是一个性格坚强、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虽然被贬,心中志趣未消。她的人身志趣容不得外人轻辱冒犯。她捍卫自己的圣洁,正如同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一样,一直坚定不移。这里显示了作者在发扬古代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当然作者对朝廷仍然心存幻想。所谓“七日当复”,即是说朝廷不久就会收回成命,招作者重归长安,加以重用的。殊不知作者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任职。被贬十四年后客死于柳州刺史任上。这正是历代士大夫认识上的悲剧:就算朝政混乱,君主还是好的;小人虽然横行一时,正人君子终会有好报。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一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美梦。文章结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的严正警示,更令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逆境中的作者不甘受辱而自我保护、自我期许的人格精神。
文章通篇记述了扶风马孺子所讲少年时的一段见闻,只有篇末两句是作者的话,但是含义却非常深刻。全文具有借谪龙以喻谪人的象征性,具有强烈鸣不平的现实指向性和警示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极生动形象。奇幻惊警。从奇女初谪人间时的“有光晔然”和华丽穿戴,到她被贵游少年狎辱时的“頩尔怒焉”、“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再到她七天之后取杯水饮之,呼嘘云气,化为白龙,徊翔在天的变化,无不悚人耳目,使读者对其事始则同情,终而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