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全诗是从描写巫山景色着笔,循着巫山神女的典故展开诗思的。
诗的首三句,“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将巫山十二峰的奇特景观,表现得十分精当,一下子就摄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引领大家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神曳烟”三字,极妙。这三字,形象描绘巫山闻空滚缥缈、渐移缓行的烟云,它与波澜翻滚、水势迅猛的“大江”,形成动态上的强烈比差;同时,大江、云烟的动态,又与静谖的陡峭山壁,丛碧树木,构成鲜明对比,使全诗的开端显得色彩和谐,层次感强、动静配合,富有诗情画意。如此优美的环境,接容易感发超人们的奇思遐想。“神曳烟”里的“神”字,轻笔一点,便逗引出下文巫山神女构典故来。至此,诗情便从景色描写很自然地转入到优美的传说故事中去。
“楚魂寻梦风颸然”以下四句,专写楚王梦寻瑶姬事,诗里的“楚魂寻梦”,即指此事。李贺翻用这则典故,不说巫山神女会见楚王,反过来说楚王的灵魂在飒飒的凉风里去寻求梦中的瑶姬,但是,瑶姬一去已隔千年,巫山之阳再也找不到她的形迹,剩下来的只有在晓凤飞雨里生长的苔藓,丁香翠竹丛中传来的老猿的悲啼声。诗的结尾二句,申足上文诗意。神女不在,古祠尚存。诗云“椒花坠红”,这是因为长吉从未到过蜀地,出于艺术想象,所以误将紫赤色的花椒果实当作花朵,写出“坠红”的诗歌意象。山里湿气重,似乎云也是湿的,故云“湿云”。两旬意谓古祠近月,寒气侵逼,空寂无人,不时有椒花坠落在古祠旁。用空寂的意境收束全篇,有力地突现了“楚魂寻梦”的空幻,暗示了全诗的题旨。
揣摩其艺术特色,有三点:一是着力于揭示矛盾,求变求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突出地表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例如开头三句,使山与水相比照:峰峦高耸,岿然不动;江水绵延,翻滚不已。一者静,一者动;一者高,一者远;一者秀丽,一者混沌。于对比中生发出气势来,显得雄高远,开阖动荡。
二是重音叠字用得巧妙,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如开头的“碧丛丛”。中间的“瑶姬一去一千年”,两个“一”字,一虚一实,似乎彼此不相干,其实联系紧密,具有非凡的表现力。“一去”有“去不复返”的意思,而“一千年”则暗示逝者的无情和时间的无情。多情的“楚王”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神女的身影,这就有效地浓化了诗歌的悲剧气氛。
三是出奇制胜,用暖色调表现悲凉的景况,很成功。末句“椒花坠红湿云间”,红不仅是暖色,且多用以渲染喜庆场面。这里把它和动词“坠”字、形容词“湿”字相缀连,惨红的颜色和凋残的态势令人触目伤怀,就象堕楼的绿珠引起后人广泛的同情、惋惜和哀伤那样,所有美好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被毁弃,更加剧人们的伤感心情。
这首诗首句用朴素语言描写落日下的江面景色;次句写采莲女的歌声和美貌;第三句表明采莲的熟练;末句展现采莲女的勇敢。这首诗描写逐层深入,情景交融,语言朴素自然,民歌味道很浓。
首二句写日落时分,江水清澈,余晖掩映,金波粼粼,荡漾着苗条美丽女子的宛转歌声。首句“落日清江里”看似无奇,但却简练地铺绘出当时当地的氛围。余晖染照着澄碧的江水,大自然在向人们展示其宁静而带有点绚丽的美,这也是这首小诗的底色。而在这样的画面上所出现的人物则更富于情趣。第二句起首巧用“荆歌”二字进而渲染了江南气氛,接着诗人又抓住最具特征的细腰来勾勒提掇江南女子的轻盈体态。此处“艳”字用得极妙,不仅与上句里的“清”字相映成趣,而且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她的美丽外貌,一字传神,足可与“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媲美。联系首句,可以想象到红色的晚霞给她披上了绚丽的衣裳,给她增添了姿色;她的美貌与动人的歌声,也为“日暮清江”增添了风光。
诗的第三句揭示出女子在采莲。傍晚还在采莲,表现了她的勤劳,边采边唱,勾画出她开朗的性格和愉快的心情。至此,有声有色,有景有情,有静有动,一幅充满浓郁水乡生活气息的采莲图跃然纸上。但是诗人并不满足于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采莲的场面,而着重于刻画采莲人。“从小惯”三字,一方面说明她采莲熟练,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健康朴实,从小就培养出勤劳的品质。联系日暮采莲,自然让人了解到采莲是项繁重的劳动,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顺势带出第四句“十五即乘潮”,使意境更深一层,原来她在小小年纪就能驾驭风浪,表明她的勇敢和勤劳。这两句不仅写出采莲女的能干和劳动本色,而且使人享受到一种健康纯朴的美。
这具“象牙微雕”是从环境描写到人物外貌到人物心灵逐层深入,情景兼容,由于诗人择词炼字功力很深,使人恍若身历其境。诗的语言朴素自然,民歌味道很浓,寥寥数语,涵盖万千。
乐府《大堤曲》这一诗题多是描述水乡船家女子爱情生活的。六朝人题作《大堤》或《大堤行》,唐人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
李贺的这首《大堤曲》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与北来商客的一段爱情生活。开头两句交待了这个女子的居所。横塘在当时是一个商船往来聚集的繁华之地。古代也有人根据《大堤曲》这一诗题推测,此处所指当是大堤附近的另一横塘(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实这里只是泛指横塘、大堤这样的水乡,所以诗中大堤横塘参差互用,也就是互指。“红纱满桂香”是说透过那绯红的窗纱,沁出闺房的桂香。而后“青云”两句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和明月宝珠制作的耳珰,描述出其貌美动人。这是采用汉代乐府《陌上桑》的衬托手法。下面“莲风起”四个三字句,交待了这个女子与那个“北人”恋爱的经过。在那莲叶随风起舞的春季,由北方来经商的“北人”,因两人相爱而停驻在这繁华的大堤,而留连在“红纱满桂香”的闺房。下面“郎食”两句,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绸缪,爱情生活之美好。因为在古代,人们常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结尾“莫指”四句是女子劝对方珍惜眼前的欢聚,勿有远行别离之念。“襄阳道”指其行程。菖蒲花开于春末,此处喻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因古人认为菖蒲难得见花。这四句是女主人公以绿浦中的行舟多一去不复返之事来劝情人莫生远行的念头。最后用花树喻人易老,说明应珍惜欢聚的时日。
李贺这首诗全无其“风樯阵马”的奇诡幻诞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口吻写出秦淮水云商女真挚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也在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中,透出其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绮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