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这是一篇寿词，词人始终对寿星的家庭荣耀进行夸赞，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寿星主人充满了敬意，特别是对寿星有两个好儿子好生羡慕。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写寿星本人，手法采用顺序结构写作，白描手法直接来讲述寿星本人及其家庭。其中“叶阶蓂初秀”说明了寿星出生在初六日。接着就说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在家庭里就像冬日的阳光和标志着春天来临的星斗，被视为掌上明珠。再接赞美“南昌”长得美而贤惠，嫁了一个难得的好丈夫。到如今，儿孙满堂，且都是锦衣还乡的高官显宦。
词的下半阕就是采用大量的用典手法来写寿星的两个儿子。夸其人不如夸其子，作者深谐此道。大量贴切的典故赞誉寿星的两个儿子。如“棠棣连阴”、“虎符熊轼”、“夹河分守”、“青云咫尺”。不管是那个母亲听了别人这样赞自己的儿子肯定心花怒放。
因为是应酬寿词，无非是善颂善祷，应世随俗而已，所以难得有佳句，因此有人以此来说明此词不是李清照所作。其实词中赞美颂词写的委婉含蓄，比喻贴切，用典自然，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语言修养，也是贺寿词中的佳品。徐培均也是以此来说明此词风格为什么与李清照的一贯风格不符，实为体裁所限。
李颀的送别诗，以善于描述人物著称。此诗就是他的一首代表作，约写于陈章甫罢官启程返回故乡之时，李颀送他到渡口，作此诗送别。
陈章甫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原籍不在河南，不过长期隐居在嵩山。他曾应制科及第，但因没有登记户籍，吏部不予录用。经他上书力争，吏部辩驳不了，特为请示执政，破例录用。这事受到天下士子的赞美，使他名扬天下。然其仕途并不通达，因此无心官场之事，仍然经常住在寺院或郊外，活动于洛阳一带。这首诗大约作于陈章甫罢官后登程返乡之际，李颀送他到渡口，以诗赠别。前人多以为陈章甫此次返乡是回原籍江陵老家，但据诗中所云“旧乡”“故林”，似指河南嵩山而言。诗中称陈章甫为“郑国游人”，自称“洛阳行子”，可见双方同为天涯沦落人。诗人通过对外貌、动作和心理的描写，表现了陈章甫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慷慨豪爽、旷达不羁的性格，抒发了作者对陈章甫罢官被贬的同情和对友人的深挚情谊。
诗的开头四句，轻快舒坦，充满乡情。入夏，天气清和，田野麦黄，道路荫长，骑马出门，一路青山作伴，更怀念往日隐居旧乡山林的悠闲生活。这里有一种旷达的情怀，显出隐士的本色，不介意仕途得失。然后八句诗，用生动的细节描绘，高度的艺术概括，赞美陈章甫的志节操守，见出他坦荡无羁、清高自重的思想性格。前四句写他的品德、容貌、才学和志节。说他有君子坦荡的品德，仪表堂堂，满腹经纶，不甘沦落草野，倔强地要出山入仕。“不肯低头在草莽”，指他抗议无籍不被录用一事。后四句写他的形迹脱略，胸襟清高，概括他仕而实隐的情形，说他与同僚畅饮，轻视世事，醉卧避官，寄托孤云，显出他入仕后与官场污浊不合，因而借酒隐德，自持清高。不言而喻，这样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注定他迟早要离开官场。这八句是全诗最精采的笔墨，诗人首先突出陈的立身坦荡，然后写容貌抓住特征，又能表现性格；写才学强调志节，又能显出神态；写行为则点明处世态度，写遭遇就侧重思想倾向。既扣住送别，又表明罢官返乡的情由。“长河”二句是赋而比兴，既实记渡口适遇风浪，暂停摆渡，又暗喻仕途险恶，无人援济。因此，行者和送者，罢官者和留官者，陈章甫和诗人，都在渡口等候，都没有着落。一个“未及家”，一个“空叹息”，都有一种惆怅。而对这种失意的惆怅，诗人以为毋须介意，因此，末二句以试问语气写出世态炎凉，料想陈返乡后的境况，显出一种泰然处之的豁达态度，轻松地结出送别。
就全篇而言，诗人以旷达的情怀，知己的情谊，艺术的概括，生动的描写，表现出陈章甫的思想性格和遭遇，令人同情，深为不满。而诗的笔调轻松，风格豪爽，不为失意作苦语，不因离别写愁思，在送别诗中确属别具一格。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