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长安的胡姬酒肆甚受欢迎,是最适合于踏尽落花、欢笑而入的地方。胡姬酒肆中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胡姬们能歌善舞,具有异国情调,不止是侍酒,同时还轻歌曼舞,招徕顾客。美貌的胡姬、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曾使许多达官贵族、文人雅士、俊男靓女流连忘返,连生性狂放的李白亦不例外。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描绘一幅白鼻騧奔腾、银鞍雪光闪耀、障泥锦飘然的骑马飞奔美景图。“银鞍”、“白鼻騧”、“障泥锦”,营造出尊贵奢华、高贵冷艳的威风场景,引人入胜。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描绘一幅春风细雨落花之时、骑白鼻騧直奔胡姬酒肆痛饮酒的景致。诗人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云”、“细雨”、“春风”、“花落”、“挥”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豪放不羁的气势,形象生动地把诗人的胡地风气、游侠气质表露无遗。
此诗写卖酒胡姬和名马白鼻騧以及豪华的马饰如银鞍、障泥锦共同出场,在细雨、春风、落花之中共同敷演出一派欢乐而且奢华的场景。诗意不泛蕰念着胡地的风尚、胡儿的气质,“饮”之醉态更是表达了李白胡地的气质。李白喝酒不是喝闷酒,不是像杜甫那样喝苦酒,而是把胡地风尚、胡儿豪侠气质注进酒中。“银鞍白鼻”,他坐着银鞍白鼻子的黑马;“绿地障泥锦”,他的马鞍子下面的障泥锦是绿色的;“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在春风细雨的时候,挥鞭骑马到胡姬的酒店里去喝酒。李白到胡姬酒店里面,不是很陌生、拘谨,而是春风得意,有一点客至如归的亲切感。他从小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长大,他父亲是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一个商人,他的诗中也写过碧眼高鼻棕发的胡雏,对来自西域的这一流人并不陌生。所以他进胡姬的酒店有一种亲切感。
李白到胡姬酒店里去喝酒,就带有胡地的气质。李白的醉态思维是他用胡地的风气、游侠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种方式。
诗的第一句写梦中的境界。作者远离家乡,久久不能归去,又正是大好的春天,思乡之情与眼前之景便衍成一梦,写自己回到了故乡,正是春光洒遍大地,无边无际。这里的“未有涯”三字,既包括姹紫嫣红”、“莺啼燕语”,也有作者的内心活动和无限的喜悦。虽然着笔不多,而喜悦之情却十分明显。次写梦后。一梦醒来,眼前所见却是小栏高槛,环境虽然优美,可惜不是梦中的故乡了,而是“别人家”。在这两句诗中,梦中回到故乡与现实中回不了故乡成了对比,梦中家乡春光大好与醒来“别人家”的“小栏高槛“成了对比。这样便把诗人极度怀念故乡,又恨不得归去的复杂情怀抒发得十分真切。
诗的第三、四句紧承前两句写作者梦醒后的心情和环境。这些描写与第一句梦游故乡相对照,与第二句的描写紧紧相连。这里的“小栏高槛”是“别人家”,这里没有了梦游回乡的欢乐,有的只是自己五更独眠,苦闷、惆怅,室内只有残灯一盏,窗外还有纷纷的落花。这样便把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情态和愁容展示出来,环境的凄凉冷落也写得逼真形象。这样,总观全诗,作者思乡这个题意便表现得更为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