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蜀葵花歌》是岑参七言歌行的代表作。岑参擅长七言歌行,他的歌行不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立新题,通过语句长短和押韵形式的灵活变换,使诗歌产生多样化的节奏和蓬勃动人的旋律。
诗歌的前四句“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通过夸张对比的方法,极言光阴流逝的快。一个“好”字和“老”字,突出了盛衰无常,光阴难再的亘古之理。
接下来,“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花落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由花想到人,花开不能长久,人有限的少年时期更是匆匆易过。由此诗人发出感慨”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在诗人岑参生活的盛唐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诗人有怀抱家国的抱负,但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直未获大用的他,对自己功业无成一直怀着无限的悲痛之情。因此有些诗,被罩上了浓浓的悲感。这首《蜀葵花歌》虽然节奏明快,旋律动人,但读完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诗人对光阴难留的慨叹和自己在迅疾的光阴中不能有所成,只能以酒浇愁,借酒自勉。
虽然如此,但诗人并不气馁,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诗人。
《平陵东》属汉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卖掉小黄牛凑线来赎身的故事。
全诗每三句为一节。第一节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经过。在平陵东侧一片阴森浓密的树林中,一位善良的平民义公遭到了绑架。事情发生得突然,义公心中充满了惊疑恐惧之情。这绑架良民的行径是何人所为?“不知”句提起疑问,含煳得极好。联系下文的“高堂”“追吏”,可知这是官吏捕人。不言其“捕”而斥为“劫”,意在表现出官吏行事的粗暴凶狠。观其行迹,真如盗匪,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官吏行径。直来到高堂之下,才敢确定这劫义公的竟是官府所为。以“不知”故作疑惑,含讽刺之意于言外,掲露出“官府即盗匪,官府甚于盗匪”的黑暗现实。笫二、三节就直写官吏敲榨勒索财物的强盗行径。高堂之上,本应是主持正义、惩办强暴的所在,现在却要义公“交钱百万两走马”,贪暴官吏公然逼迫善良百姓,义公在猝然之间遭此厄运,如此惊人的巨额赎资不可能交纳得出来。
“两走马,亦诚难”,义公为此悲愁交加,百般煎迫。可稍有迟疑,摧辱即至,逼得他一看到追逼的官吏,就不由得心惊色变。“心中恻,血出漉”极写出义公内心痛愁恐惧的惨烈。在贪官暴吏敲骨榨髓的勒索之不,他感到仿佛心中的血都要流尽了。透过这极端痛苦的心 情,不难想象出义公在官府遭受到的摧辱与折磨该有多么严酷。在此绝望之中,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归告我家卖黄犊”。一个善良的平民在虎狼之吏的逼迫下,就这样倾家荡产了。这悲惨的结局中又凝结着多少痛苦和悲愤!即便如此,可黄犊所值有限,以这点微薄的赎资能满足那贪狠恶吏的无厌之欲,使义公逃脱这场厄运吗?诗歌最终引发出对人的永久关切。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
《平陵东》篇幅短小,情节也不复杂,但含意非常深刻。它反映了在黑暗残暴的社会中人民生活的艰难苦痛。在简洁的叙事中融入抒情,表达人民痛楚、悲愤的感情,格调凝重。在语句上,毎节的第一句重复上一节的最后三个字,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顶针续麻”的修辞手法,以文字上的复迭,造成迂回往复、反复吟咏的效果,使语意更加连贯,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