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作者以“钓徒”自况,孤身一人,终年出没于烟水浩淼间,然此亦寻常事矣。头两句写处境之艰窘险恶,但也隐含着“世路如今已惯”的意思,“寻常”二字,或许多少有一点自得。然而深宵酒醒,发现连一个可以挣饭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诗到最后,不免怆然有怀。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消极。这里“荒村钓徒”是作者鲁迅的自况,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位“战士”而是一位“隐者”的形象。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江湖之上,以钓为乐,远避尘世,这种人没有什么积极于人世可言。然而,仔细推敲,作者鲁迅这里虽以“钓徒”自况,但在第一句看似轻松自然地写了一句“烟水寻常事”,对这一句可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句旨在说明,他是一位久经风浪,见过世面,敢于“直面人生”的战士。他对风波的险恶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已经习惯,可谓是“大风浪里好行船”的水手,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钓者”。在这里,“荒村钓徒”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代号。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说明:在军阀当局的迫害下,危机四伏,荆棘遍地,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袭击,作者鲁迅只能像一个飘泊江湖的渔夫,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不以为然,只把它当成正常的情况。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这首诗的重点。这两句诗,含意十分丰富,感情也十分沉重,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飘泊于江湖的渔人,深宵酒醒,江水连天,四处茫茫,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菰米,“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衬托出艰苦困顿的处境,作者鲁迅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消极无奈的情绪,因在前两句诗中,他已经说出了自己对险恶处境十分习惯,并不会被困难和险恶吓倒,这里之所以再一次强调自己所处的境地,更多的还是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形象鲜明,意境幽远。全诗短短数句,即有简练明晰的印象,眼前就像展现一幅烟水垂钓图,甚至有如身历其境的感觉,将各种景象完全融化在一起。诗中并无激烈慷慨之语,但诗的后面汹涌着澎湃的激情,有不尽的想象,不尽的思索。全诗比喻都是明喻(如“烟水”、“钓徒”、“深宵”、“菰蒲”等),却又十分含蓄,“明”和“隐”,“含”和“露”,矛盾统一,紧密结合,反而相得益彰。
这首诗借咏中秋的月亮,表明世上万物不可能完全一样,存在着千差万别。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意思是此时此地“圆魄”(明月)当空,又怎见得此时彼地(“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呢?千里指很远的意思,风雨可借指人生的无常和艰辛。你怎么会知道外边千里之外的世界,没有风雨呢?
人人“皆言”的未见得就是真理。大千世界,变化万千,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发展的,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持这种认识的人数的多寡,即便对人人“皆言”为是的,也要敢于怀疑,不断深入地探索。其二,认识问题最忌以此代彼,以偏代全,以对局部、片面的现象描述替代对整体或本质的探求。见到此时此地皓月当空而想象四海皆同,便正是以此代彼、以偏概全。
这首五言绝句,写此地有月光,彼地有风雨,意在风雨,而非赏月。李峤其人曾三度任职宰相,对政坛的风云变幻自然十分敏感——高空中一轮明月照射大地,众人都说今夜各处的月光都一样明亮;可是谁能晓得千里之外,无雨骤风狂?这首诗以咏月为题,揭示了一个真理:世上的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不可能全都一样。正如中秋夜,此处皓月当空,他处却风雨交加。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