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光开小幌，山翠入重城。
野鸟窥华衮，春壶劳耦耕。
枕前双鴈没，雨外一川晴。
解组金龟重，调琴赤鲤惊。
虽怀安石趣，岂不为苍生。
池光开小幌，山翠入重城。
野鸟窥华衮，春壶劳耦耕。
枕前双鴈没，雨外一川晴。
解组金龟重，调琴赤鲤惊。
虽怀安石趣，岂不为苍生。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首句以提问开篇。“带甲满天地”意即遍地皆兵。此诗开头就以新颖的语言，矫健的笔力，引起读者注意。次句“君”为诗人自指。作者问自己为什么在兵荒马乱这样的时刻“远行”。
“亲朋”二句写启程时情景。亲友同声痛哭，因为正值离乱，不知此后能否重逢。而诗人则无言地跨上“鞍马”，他实际上也是含着眼泪，告别孤城秦州远去的。一边有声的痛哭，一边无声的饮泣，悲凄之状如在眼前。
“草木”二句点出远行的时间和征途的感受。“草木”零落，时入岁暮。“霜雪”飘洒，关河冷清。这是辞别亲友后途中景致。此联“岁月”二字本当用平，诗人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突破声律常格，上句全用仄，下句四字用平。用拗峭的语言，描绘寒冬的旅程，成为杜甫五律中以入代平的一个诗例，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别离”二句回忆亲朋相送的情谊。与亲朋“别离”虽“已”成“昨日”，由于感念难忘，仿佛就在今天。由此可“见”，“古人”殷殷惜别，是有深“情”厚意的。这里字面上在说“古人”，实指今日之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诗以“送远”为题，但从后四句看，“当是就道后作”（浦起龙语）。这样，前四句应是“从道中追写起身时之情事”（浦起龙语）。沈德潜极赞此诗开头是“何等起手”，浦起龙更用“感慨悲歌”四字盛誉前四句。
杜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离秦州，入蜀道，却并无一个明确的目的。离别时虽然亲朋同声“一哭”，却无人以诗相送，情景是颇为凄凉的。为了自壮“行色”，他“就道”后补写了这首名作。这与他天宝十四载（755年）“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时所写《官定后戏赠》，很有点相似。不同的是，那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纯出于游“戏”笔墨，而且“微禄”“耽酒”，“圣朝”“狂歌”，还可为“故山归兴”，“向风”“回首”。而这首诗则写于安史乱中，“带甲满天地”的时刻。“鞍马”入蜀，茫茫前路，还不知依“托”何人，根本没有以笔墨为游“戏”的闲情。回味“昨日”告别场景，想“见”“古人”惜别“情”意，无怪乎要“感慨悲歌”，放声长吟了。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前后照应，形成一体。其次，场面细致，感人至深。再次，虚实结合，增强抒情效果。第四，对比描写，增强情感的表现力。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在白石词中，对梅花的描写总是与其对合肥情人的追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为白石心中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因此，睹梅怀人成为白石词中常见的主题。
这首《江梅引》正是如此。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之冬，姜白石住在无锡梁溪张鉴的庄园里，正值园中腊梅绽放，他见梅而怀念远在安徽合肥的恋人，因作此词，小序指出：“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说明这是藉记梦而抒相思之作。
上片以悲欢两种不同梦境反映相思之情。“人间”三句，回想起五年前两人依依难舍的惜别场面，这曾在另几首词中提到“拟将裙带系郎船”，“玉鞭重倚，却沈吟未上，又萦离思”。时光流逝，匆匆五年过去，相会仍是无期。看到“翦翦寒花小更垂”的腊梅，相思之情，悄然而生，然思而不见，就只能在梦中寻觅。
“几度”句，写两人欢会梦境。小窗之下，伊人几度进入词人的梦境仿佛当年两人携手出游，荡舟赏灯，移筝拨弦，其乐融融。“今夜”四句，写另一种梦境，“今夜”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词中只好在凄凉的庭院中独自徘徊，却一无所见，不禁悲从中来，以致寒气侵入衾被，也感觉不到。两种梦境相比，前者能给予暂时的安慰，后者却带来无限的伤感。梦境，本来是虚无缥缈的，词人正是借此进一步诉述别后对情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白石写梦，多用提空描写，即不拘泥于对梦境本身的细腻描写，而是化实为虚跳出梦境，重在叙写对梦境的难以言传的独特感受。
下片“湿红”三句，用晏小山词意：“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薄薄香笺，和泪写成，而无限伤心往事，尽在其中；所恨的是书已成而信难通。于是想起伊人当年弹筝情状：“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此时玉颜既不可见，那玉柱斜列如飞雁的宝筝也踪影全无。“无雁飞”，包融有二层含意，一是指伊人不见无人弹筝，另一是无雁传书，音问难通。亦即秦少游所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这一种刻骨相思之情，又能诉与谁人说？
“俊游”四句，通过回忆透露内心的惆怅和伤感。先忆旧日携手同游之地，恐怕巷陌依稀而人事已非，那斜阳枯树，徒然增人悲思，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再念别时曾指花相约：“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江山，甚时重至。”在送人往合肥诗中，也曾表示后会有期：“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但此时看来是泛舟同游的旧约已难以实现，这种悲苦的心事也只能深埋于自己的心底了。
“歌罢”两句，用《楚辞》淮南小山赋春草之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眼下冬将尽而草已青，春草萋萋归期何时？一种惆怅迷离之感弥漫心头，无人与说。结尾两句，总收全词，梦已醒，人不归：泪下沾襟，是既恨相见之难，兼以自叹飘泊，自伤身世。白石一生布衣，虽不乏名公臣卿与之交游，但仍多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感。白石恋情词注重的不是声色描写，也不是行动描写，而主要是反复倾诉一种难言的内心感受，故以蕴藉深挚见长，此词也不例外，可说是落落而多低徊不尽的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