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这首词风格俊丽，是作者的得意之作。原题为“春词”。
开头两句“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写暮春时节，好风吹，细雨润，满城杨柳，郁郁葱葱，万家屋舍，掩映杨柳的青烟绿雾之中。正是“绿暗红稀”，春天快要悄然归去了。次三句：“恋树湿花飞不起，愁无比，和春付与东流水”，借湿花恋树寄寓人的恋春之情。“恋树湿花飞不起”是个俊美的佳句。“湿花”应上“小雨”，启下“飞不起”。“恋”字用拟人法，赋落花以深情。花尚不忍辞树而留恋芳时，人的心情更可想而知了。春天将去的时候，落花有离树之愁，人也有惜春之愁，这“愁无比”三字，尽言二愁。如此深愁，既难排遣，故而词人将它连同春天一道付与了东流的逝水。
“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感叹春来春去，虽然是自然界的常态，然而美人有迟暮之思，志士有未遇之感，这九十日的春光，也极短暂，说去也就要去的，即使解尽金龟换酒相留，也是留她不住的。词句中的金龟指所佩的玩饰，唐代诗人贺知章，曾经解过金龟换酒以酬李白，成为往昔文坛上的佳话。作者借用这个典故，表明极意把酒留春。“寄语东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虽然留她不住，也要借酒浇愁，拚上一醉，以换取暂时的欢乐。“寄语”一句，谓向酒肆索酒。结句“而今乐事他年泪”，一语两意，乐中兴感。
这首词袭用传统作词法：上片写景，下片写情。结句“而今乐事他年泪”，一意化两，示遣愁不尽，无限感伤。作者亦自以“而今”句为得意之笔。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