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皆在“撰录艳歌”,徐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作者,故后多以玉台体指言情纤艳之作。权德舆此诗标明“玉台体”,也是此类诗作。但他写得感情真挚,朴素含蓄,可谓俗不伤雅,乐而不淫。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两种喜兆接连出现。
“昨夜裙带解,今朝蝽子飞。”前句写这位女子昨夜裙带自解,后旬写今天早上这女子又看见长脚的蜘蛛飞来了。裙带自解是夫归之兆,蟢子飞也是喜兆,于是这女人满心欢喜,认为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蟢子飞,据刘勰《新论》:“野人见蟢子飞,以为有喜乐之瑞。”诗人通过对两种喜兆的描写,把小女子那种急切、思念、惊喜的复杂心理展现得极为生动、传神,让人玩味。
诗的后两句写女子对喜兆的反应。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铅华,脂粉。莫是,莫不是。句意为:赶紧涂脂抹粉打扮一下吧,恐怕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藁砧,即稿砧,是丈夫的隐称。周祈《名义考》卷五:“古有罪者,席稿伏于椹(帖)上,用鈇斩之。言稿椹则言铁矣,鈇与夫同音,故隐语稿椹为夫也。”这女子见喜兆后的激动心态在诗人的笔下表现得是多么细致入微。
然而这女子的丈夫回来没有?喜兆有没有应验?这位女子最终是欢喜还是失望?诗中并没有交代。诗人只是抓住了这女子思夫的一瞬间进行渲染,把这女子的思夫之情含蓄地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未尽之意读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联想。
这首诗,文字质朴无华,但感情却表现得细致入微。象“裙带解”、“蟢子飞”,这都是些引不起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但却荡起了女主人公心灵上无法平静的涟漪。诗又写得含蓄而耐人寻味。丈夫出门后,女主人公的处境、心思、生活情态如何,作者都未作说明,但从“铅华不可弃”的心理独白中,便有一个“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通篇描摹心理,用语切合主人公的身分、情态,仿旧体而又别开生面。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