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借用苏轼的诗句“空肠得酒芒角出”的意思，下片借用杜甫的“夜来归鸟尽，啼煞后栖鸦”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
“似水清尊照鬓华”词的首句就是词人端着一杯似清水的酒，望着酒杯中映照出自己的面容，两鬓已生华发，时光易逝，容颜易老。此时外面到处是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动荡不安，词人被困于友人家中，独自一人自斟自饮，然而自己却已生华发，心中无限惆怅。“天涯”二字让人不住的联想到遥远，从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出词人在思恋远方的家人。
“酒肠芒角森如戟”这句体现此时的词人虽然有美酒相伴，词人仍然是惆怅满腹，忧愁无法纾解，吟笔不能生花，如今自己文笔凝滞，诗思冷涩。词人此时忧思满腹，无心创作，所以才会抒发出“吟笔冰霜惨不花”这样的感慨。词人借酒浇愁，却是愁上加愁，既是为国家沦丧的忧愁悲愤，也是为自己在除夕夜与家人远隔的离愁。
“抛枕坐，卷书嗟”这两句描写了词人来到榻旁，抛开枕头坐在榻上，词人想要排遣心中的忧愁于是拿起一卷书开始嗟读。然而天色渐晚，乌鸦也都开始归巢了，最后归巢的乌鸦不停地啼叫着。又一次引发了词人的离愁。“莫嫌啼煞后栖鸦”这句描写了词人躺在榻上听着这归巢的乌鸦的啼叫声却不嫌弃它们吵闹。词人听着最后归巢的乌鸦的叫声实则是想到了自己，自己被困于友人家中，有家归不得，此时他反是羡慕乌鸦的自由自在，外界的变化对于乌鸦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它们照样是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天黑归巢，但是此刻词人自己却不能像乌鸦一样生活，被外面战乱的世界所影响，有家归不得。
“烛花红换人间世”描写了天色已晚屋子里已经点上了蜡烛，在那微弱的烛火中，词人仿佛看到了外面侵略祖国的敌人已经被击退，回到了那曾经太平的清朝，词人心心念念着国家能够回到太平盛世，就算此刻自己被困不能回家团聚还是牵挂着国家的忧难。“山色青回梦里家”山色微青，梦中词人似乎已经回到了家中，与家人一起过着喜气洋洋的除夕夜。这句表达了词人不能归家的失望之情，同时也深深的流露出了词人渴望回家团聚的心情。 从这首词不难看出是词人抒发了对世事的感伤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这首词的情感是一种悲美。词中的情感主色调是悲的，从创作背景来说这首词创作于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个除夕夜，词人困于友人家中，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与亲人团聚。词中的“鬓华”“天涯”“后栖鸦”“烛花”“梦里家”都是常见的带有悲伤基调的意向。从这些意向词来说，词人的艺术创作是成功的，读者能够从词中体会出整首词的悲伤基调。从词人的心理情感来说这首词既是对国家的沦陷的悲愁，又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愁。＝
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纠葛，是贯串《红楼梦》全书的一条主线。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钗黛二人的命运只用了一首判词概括。而在这套《红楼梦》曲中，却接连用了《终身误》、《枉凝眉》两首曲子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两只曲子都是围绕着宝、黛、钗之间的婚恋关系来写，以宝玉的口吻，对钗、黛两人加以对照，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终身误》写宝玉在婚后面对宝钗，怀念黛玉，女主角应该是宝钗，因为曲中在两两对照时总是先写宝钗，后写黛玉；《枉凝眉》的女主角则是黛玉无疑，宝玉在对黛玉倾注满腔怜爱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宝钗的同情。《终身误》的含义较为显豁，宝玉用满怀惆怅的口吻，鲜明地表达出对缺少黛玉的婚姻生活的遗憾和惆怅。而《枉凝眉》进一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词意较为朦胧含蓄，语气更加哀怨动人。关于《枉凝眉》一曲的具体含义，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此曲是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预示着林黛玉将泪尽天亡的结局。“阆苑仙葩”指林黛玉，她本是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美玉无瑕”指贾宝玉，他本是赤霞宫神瑛侍者。他们前世有缘，今生重逢，彼此真心相爱，曾经反复试探彼此的心事，并有过表白。宝玉对黛玉始终呵护有加，但他们美好的爱情，如镜花水月一般，无法成为现实。黛玉终日以泪洗面，实现了她“还泪”的诺言。
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支曲子仍然以宝玉的口吻写出，同时提到了黛玉、宝钗。“美玉无瑕”并非指宝玉，而是指宝钗，她的德言容貌都无可挑剔，如同没有任何瑕疵的美玉一般。宝玉真正深爱的人是黛玉，但他最终却娶了宝钗为妻。这样的结局，使黛玉“枉自嗟呀”，也使宝钗“空劳牵挂”。在宝玉看来，黛玉仿佛是“水中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而宝钗犹如镜中之花，看似美丽，却触手冰凉。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宝玉还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黛玉的身上。他满怀痛惜地想到，黛玉眼中能有多少泪水，可以这样日复一日地流淌。
关于此曲，一般都采用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写宝黛爱情的，这样读解，显然有不少难以说通之处。从根本思想来说，像判词一样，《枉凝眉》也是泛咏一切悲剧女儿的人生命运的。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之一和《终身误》一样，都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反复吟咏、藉以加强全书的悲剧主题。这支曲也是以贾宝玉的口气写的，是宝玉的心声，如实地写了宝玉在钗、黛关系上的内心矛盾和复杂情感。他不断地在内心的天平上街量着两个人，在动荡中不断加以比较、选择。所以有“一个是……一个是……”这样的反复咏唱。但是随着他对二人了解的深化，宝玉的爱心日益向着黛玉倾斜了。所以曲子的结尾三句，他的爱心部集中到了黛玉身上，如泣如诉，催人泪下。读者读着读着，仿佛看到、听到宝玉俯伏于黛玉灵前嚎啕哭诉，真诚地向黛玉坦露自己内心的全部隐衷。
此诗写重阳赏菊，就地取材，寓意于菊花、蝴蝶，又借秋色表现诗人年老而乐天的情怀。最后一句其实是想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暗示自己就如同明日的菊花一样。全诗精细收敛，清秀细密，总体较为清逸，但也有老健疏放如杜诗者。
诗写登高赏菊，把酒赋诗，难得一聚，酒喝醉了也要多看一会儿菊花，不要急忙打算回家。因为今日黄花盛开，明日黄花凋零，时光不再，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诗人赋蝴蝶以人情。秋天，菊花独放，是蝴蝶唯一的依傍，眼见菊花重阳节后也将憔悴无花可依，不禁犯愁。蝶愁实际是人愁，蝶都知愁人更愁。直说人愁太直露、太扫兴、煞风景。由蝶愁寓人愁，含蓄委婉，诗意更浓。秋天蝴蝶和菊花关系密切，让蝴蝶寓人愁最合情理。“闻道”四句意思是说，如果在九月九重阳节之后去欣赏菊花，那时金黄的菊花已经枯萎，观赏时也就没什么趣味了。苏轼咏叹“明日黄花蝶也愁”，其实是想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暗示自己就如同那过时的菊花一样。
此诗写重阳赏菊，就地取材，寓意于菊花、蝴蝶，又借秋色表现诗人年老而乐天的情怀。全诗精细收敛，清秀细密，总体较为清逸，但也有老健疏放如杜诗者。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