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词多写春色，却每每同中有异。“花发西园，草薰南陌”，起句即从视觉与嗅觉上透出浓郁的春之律媚与春之气息。上片由描绘春景转入伤怀感旧，为下片的遥想与消魂蓄足了势头。章法自在井然，句法亦成有序。环顾他人携手踏青，反视自家孤身面对春景，孤凄寂寞，更添出无限伤感的是“良辰美景虚设，赏心乐事何得”，热闹的禊宴，以及银塘、金堤，愈衬托了人的孤独与怅惘，是以乐景写哀情也。下片多写回忆。“当日”情浓时，光景历历在目；“前事”已矣，旧梦不再。令人不禁悲从中来，“泪沾襟袖”。“未省”二句当是问句。“岂知”二句，语含双关，巧用弄玉、萧史事，又以“仙乡”与之呼应，亦是“活法”。
全篇写得哀怨凄楚，虽是恋阙怀人之旧题，却能翻出新意，景与情之反衬，运用得亦自然妥贴，景语清空，情语凝深，且能浑化无迹，总于怨悱之旨。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与歌妓之间的那份真挚而恳切的情感，似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情欲，已升华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不可再以“轻薄”斥之了。柳永的这样一种情愫，巳开宋金元文人与歌妓（戏曲演员）平等相爱之先河。元人关汉卿、卢挚等与女演员朱帘秀之间的赠答曲中，依稀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或许这与柳永在仕途上的波折与久滞不售的经历有某种联系。
静安先生这阙词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人间词·甲稿·序》 ，表现了词人最真切的内心世界。起句化用《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表达了词人身处诽谤之泥潭，处处受人诋毁。“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来娇”可谓静安先生创造语，甚是新奇，这是傲然的自在之美，不可凑泊。古来狷介之士与绝世之女在人格精神上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在向世人宣示一种不可玷污的独立人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存在。狷介执着的静安先生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
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如果用尼采的话来说，静安先生所拥有的正是一种“超人精神”，不为世人所理解才是自然，让那些诋毁、诽谤来得更猛烈些吧，先生依然如故，做一个“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词的上片抒写了自己羁旅漂泊的辛酸和对虫虫深深的思念。 为了求取功名柳永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女子浪迹天涯，尝尽了漂泊无依、人生蹉跎的苦涩，此番进京，思及所爱，自然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所以词作一上来就慨叹：“雅欢幽会”不再有了，多少美好的时光都在羁旅漂泊中“虚抛掷”了，值得注意的是，柳永离京漫游，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仕进之路，而今进京也还是为了在科场上一试锋刃，但在他内心深处， 对“雅欢幽会”却仍是念念不忘，且以为功名误人，漫游拜谒是浪费时光，再联想到他当初名落孙山时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汲汲进用的士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耽于世俗之乐的市井浪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命运，使他每回忆起从前恣情狂荡的生活，都万般留恋。接下来，“愁闷朝夕”一句写追悔之情，说自己自从和虫虫分别之后从早到晚都是愁满心头。并且，从此句后一句开始至词尾，都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说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讲述分别之后的“役梦劳魂苦相忆”之情。但就是这托人传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所以词中说“凭谁去”。其中的悲哀与无奈令人心折。
词的下片是柳永对所爱之人虫虫的婉转告白，过片“须知最有”三句说虫虫的心思难以理解，希望虫虫珍惜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感情。“但愿我、虫虫心下”二句，则是希望虫虫不要再结交他人，而忘了自己，用语含蓄婉转。“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二句是说虫虫不要与别人有过深的交往，就像对初相识的人应付下就可以了。以下，“况”字领起的二句是对虫虫的安慰和劝勉：春闱就要开了，我一定会科场夺魁。“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三句，郑重的承诺和着万般柔情喷薄而出。
柳永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虫虫深深的思念，和对其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的期待。他们一个是游子，一个是歌妓，特殊的身世，决定了他们对纯真恋情的向往和依赖，但特殊的身世，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往往无结果，或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种悲哀与无奈，构成了柳永歌妓情词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