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首联自叙年将六十而又有挈家远行之举,扣诗题“发宜兴”。以垂暮之年而又携家奔波道途,生活之不安定与老境之可仿不难想见。“又”字凄然,包蕴了宋室南渡以来一系列播迁流离、羁旅行役之苦。
“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颔联出句承上,说自己客居宜兴时日之短,见生活之不安定;对句启下,说自己虽归故山,而囊空如洗,见生活之清贫与作吏之清廉。曾几一生淡泊,生活清苦。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平生取与,一断以义,三仕岭外,家无南物。”足资参证。曾几又有诗云:“我贫无一钱,不敢学农同。空余数卷书,肠腹自撑柱。”(《次陈少卿见赠韵》)故“归去玉溪无一钱”一句既是其现实生活的折射,亦是其一贯心性的写照。
颈联承“归去”,设想回到故居后的情景:“观水观山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曾几南渡后曾先后寓居上饶(今属江西)、山阴(今浙江绍兴),这里所说的“观水观山”之地,未详所指,当指山水幽胜之乡。回去之后,闲居无事,但以观山赏水为务,遇到山水佳胜之处,恐不免因此废寝忘食。这里流露了对归隐之地清绝山水的神往,也透露出对赋闲生活的怅惘之情。表面上看,作者颇为闲适,实际上是故作排遣。下句的风雨,显系代指时势。“忧愁风雨”,本来是曾几这样的爱国士大夫的夙心,但却说“听风听雨不妨眠”,似乎与己漠不相关,言外自含“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杜甫《去蜀》)一类感慨。所谓“不妨”,正是虽不应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意思。这一联语调轻松,意态闲逸,骨子里却隐含一缕无可奈何之情。
末联再回应题目并以此抒怀:“从今布袜青鞋梦,不到张公即善权。”作者以布袜青鞋为“梦”,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内心意趣。曾几作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他曾在《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其二中说:“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于此可见其言不虚。“不到张公即善权”一句既是实写宜兴之景,承接上联之意,表露了对宜兴山水的眷恋情绪;同时也是虚写,借指他处之景,暗接此联出句之意,表明以后要隐逸山野,纵情山水。
这首诗题为“发宜兴”,但除首、尾两联照应、回抱题目外,颔、颈两联却是想象归家后的情景。诗人所要抒发的,是由“发宜兴”所引起的身世之感,“纪行”并非主体,“述怀”才是中心。全诗正是围绕着述怀这个中心来进行整体构思的。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描写真州景物风情,表现了真州景物的美丽、真州风俗人情的淳朴。
清新自然是这两首诗的特点。诗中景物淡远幽雅,特别是前一首写渔村的景物,为前人之诗所少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些景物都好似是诗人触目所见,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所表现的诗情画意也是十分自然,宛如一幅天然的渔家生活图画。
其次是含蓄而有意味。作者虽在描写景物风情,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含而不露地隐藏其中。前一句描写渔村景物和渔人生活,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渔村美丽景物和渔人自食其力生活的赞赏。后一句描写真州农村的耕作和习俗,也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真州农民勤劳和淳朴人情的喜爱。含蓄的写法,使两首诗情外有味,读者若不细心思考品嚼,很难理解作者实际情感,自然也难于见得其诗之妙了。
清人评曰:“第四句乃此诗精彩佳妙所在,为一篇之主,前三句凑泊成趣,为一篇之客,此诗请客之法也。但主客要照应相配。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
此诗只有二十个字,但诗歌意境非常壮阔,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