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诗人是初来乍到，互不认识，冷眼相觑，气氛尴尬而又沉闷；后两句转而写似曾相识的白鸟突然飞来，热心地出面介绍，使情景顿时活跃起来，对耸立幽僻的青山的畏惧感随即消失，变得亲切可爱起来。这首小诗将山行时，环境由生疏到熟悉，情绪由寂寞而愉快的微妙变化，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全诗明白如话，既天真又风趣；写法特别，情调隽永。
首二句就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奇。可以想象，诗人在山中独行，而且，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名称。因为初来乍到，被他人格化了的山固然也不知道这位新游客叫什么名字。他把山写活了。“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我亦不识青山名”可以理解，而“青山不识我姓字”则只可理解幽默诙谐了。这就是让读者眼亮心奇的地方。也许这山景色秀丽，诗人很欣赏它。但心中感到遗憾：这山不认识我。或者是遗憾：我该早来游这里的山，观这里的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我与这样秀美的山做老朋友真好。可现在，我们相互都感到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相互感到亲切，而现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些陌生和冷漠。
末二句打破了首二句“山”与“我”之间的僵局。这僵局，是由那只悠然而来的不知叫什么名的浑身有着白羽毛的“白鸟”打破的。看得出来，白鸟是这山中的常客了，与“山”似乎早就“相识”。它们是老朋友了，鸟鸣是无意无心的，或是在呼叫同伴，或许它也太感寂寞因此而自鸣。而诗人却捕捉到了这一霎那间的变化，欣喜地想，这白鸟不是在自鸣，而是在“对我对山三两声”。一下子，这白鸟的鸣叫将“山”与“我”乃至将“山”、“我”、“白鸟”的距离都拉近了。他和山成了朋友，和山中的白鸟也成了朋友。诗人郁郁独行山中的寂寞与无聊一下子冰释了，心中顿生喜悦。山也亲了，鸟也亲了。有着这样的心情再来看山观景，一定会比刚才更美了：景美心更美了。
人最怕寂寞。寂寞时，一声鸟鸣，一声兽吼，一阵水响声，一阵风声……都会让人舒眉展眼，心胸开阔。这首小诗，非常别致有趣地表达了这种人性的需要。
这首七言绝句，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手法上都有点特别，乍读费解，仔细吟咏，却能从中体察出一种意境，领略到一种情韵。写法特别，情调隽永。此诗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格调近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但李诗侧重表达在静观中“天人合一”，而叶诗主要写动态中协调沟通。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在元代前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诗歌创作各体兼备，尤以七古见长，此诗即是他的七古名作之一。
此诗气势充沛，奇丽雄峭，有韩愈诗“其力大，其思雄”的特点；然其想象西山(太行山)之大，从而梦游上天，“醉抱明月”以归。其中“赤脚踏苍鳞”“天风冷冷”“银河鼓浪”等，皆是险怪瑰丽的意境，兼有李贺诗的特色；而豪情气势，奇想夸张，又兼有太白遗风。可以说他是兼采众长融变为自己独特风格的。
另外本诗想象奇特，不落窠臼，展现了刘因自铸伟词的能力；多细腻的细节描写，叙事连贯通畅，尾句巧妙地运用典故点缀，意境交融，体现了其精巧的构思。总体来说语言平和流畅，趣味盎然，不失为一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