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
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
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关山月》是一首较有感染力的抒情诗,引用汉代故事描述了因战事而离别的夫妇间相思之衷情与哀愁。诗人又巧用十五圆月作引子,抒发了内心的深情。此诗虽只有简洁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历历在目,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诗人基于深厚的功底,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创作出这一首的古题新作。其中有三个值得赏析和品味的诗点。
首先,有感而作,国事家事也萦怀于心,将边关战争和征夫思妇融于一起而描述在诗中。当时也是多事之秋,战事频繁,影响到国泰民安,百姓家庭团圆幸福,诗人抓住征夫远在边塞而思念家人的情思作为着笔点,既有了边关战事,更写出了远征战士家庭的情感,流露出对征人远离亲人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这首诗作成功之处就在于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人民性,摆脱了宫体诗作内容的贫乏。
其次,诗作构思设计的艺术性。以十五夜之月为线索,从而勾引出征夫在边塞月下思妻,高楼上妻室念征夫的两个情景画面,这是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两地相思情增和怨伤。而后四句则又转回到边塞的征夫心怀:战事犹酣,解甲归田恐是遥遥无期,忧虑无限,无形中也对应思妇在高楼遥望边疆而无眠,隐含了思妇伤心地牵挂,企盼早日相聚。这样一种构思巧妙地突出:对战争的怨恨;对夫妻别离思念之同情;对圆月美景却带来了更多离愁的怨伤。
再次,语言应用简洁圆润,善用词语增强意蕴。八句四十字,简明清晰,用“高楼”更见望眼欲穿,“云阵”和“战气”更见战事形势紧张,气氛逼人,“映”更见城楼军旗飘荡,杀气迷弥。“复”更突出归期遥遥。这也显露诗人纯熟的诗歌语言和平时的功底。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