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篇赋细致地刻画了一出身卑微,但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的青衣女子形象,以细腻的笔触、真挚坦白的言辞、自身亲历的口吻追叙自己的一段恋情,寄托了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赞赏爱慕。全篇文辞清丽,感情真挚,摹写女子形象尤传神动人。
赋用四言诗体形式,今存六十四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十句)集中刻画“青衣”形象,充分表现其外美内慧的个性特点。作者采用铺陈手法,从容貌、身材、服饰、举止、表情等,一直写到“青衣”的聪敏勤快、心细手巧。所有这一切,旨在说明这位“青衣”的“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只是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她投胎在“贱微”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青衣”形象时,作者自始至终把她当作“夫人”、“后妃”来对待。赋中刻画“青衣”的外貌,有不少词语乃至成句都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硕人》是一首赞美春秋初年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赋中又称“《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关雎》是《诗经》中第一篇作品。依照儒家传统的解释,这首诗是颂扬“后妃”之德的。蔡邕显然是想说“青衣”虽出身“卑微”,却具有“后妃”的美德与情操,她是绝不会去做那些不正、不好的事情的。因此,这位“青衣”在作者的心目中,俨然是“世之所希”的诸侯“夫人”、天子“后妃”一般的人物。
这样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青衣”的颂美和爱慕之意,而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因为作者与“青衣”之间毕竟存在着门第悬殊的阻碍。赋的开头“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此窈窕,产于卑微”几句,在赞扬“青衣”出类拔萃的同时,作者因“青衣”的卑微出身而产生的那种惋惜之情也溢于言表。从作者对“青衣”形象的刻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真情的流露,赞美、爱慕之意与惋惜、慨叹之情交织在一起。作者将“青衣”与“夫人”、“后妃”相匹配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这位“青衣”是完全值得作者去追求的。
该赋的第二部分(后三十四句)开头“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四句就委婉地传达出了这个意思。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庄王沉溺于狩猎,樊姬用不食禽兽之肉来进谏,她还设计让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庄王因此得以称霸。蔡邕在这里是说,世上如果找不到像樊姬这样的贤德女子,那么,楚庄王也就只能降格以求,娶一般的女子为妻了。很明显,这是在为作者爱上“青衣”寻找托词。郑季是汉武帝时名将卫青的生父,卫青的生母卫媪原为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郑季曾任县吏,被派往平阳侯家供使遣,因而与卫媪私通。这个典故用得有言外之意:既然有郑季的榜样在前,那么,作者今天与“青衣”的相恋结合也不算为过。这里或许透露出作者与“青衣”相识相恋时的身份,跟当年郑季与卫媪的情况是相似的。
作者是在“锡国”赴任途中,在“寒雪翩翩”“条风狎猎”的时节里,经过“青衣”所居“邦畿”,才与“青衣”邂逅相识的,而双方的地位与境遇又不能维持这种恋情的继续发展,因此,这场“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的经历,给双方尤其是作者带来了无限的惆怅与苦痛;赋的第二部分的主要篇幅就是写双方别离时和别离后的感情。“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是第二部分仅有的描写离别时“青衣”形象的句子,但却将“青衣”藏身僻静处目送作者远去、黯然神伤、痛苦抽泣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显得十分悱恻动人。第二部分的主要笔墨还是落在铺写作者分别时的痛心疾首和别后的深切思念上,写得也非常真挚、细腻。如果说,在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还显得比较清醒、理智,还存在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有点犹豫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已经完全为情感所支配,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蒙冒蒙冒,思不可排”,“思尔念尔,怒焉且饥”,这些赋句表达的就是情不自禁的痛苦呼叫了。
起句化用《九歌·湘君》“袅袅兮秋风”句。“山河举目虽异”二句,是用《世说新语·言语》中典故。东晋时南渡士大夫常到新亭聚游饮宴,周侯中坐而叹,说:“风景不吾,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作者登秋风亭时与东晋士大夫有同感,看到风景依旧,山河破碎,西风苍凉,因而无限感慨。以下“功成者去”二句也连用典。《战国策·秦策》:“蔡泽谓应侯日:‘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团扇”句出自《汉书·外戚传》,载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二句作者借以对宋廷排挤抗金爱国将领的作法表示不满。接下去作者看到,秋风中夕阳西下,可是当年大禹治水的遗迹已茫茫不见,无处寻觅了。据《史记·夏本纪》载,舜、禹时,洪水滔天,大禹与众决九川而致四海,天下为治,大禹即帝位后,东巡狩,至会稽而崩,至今绍兴会稽山有禹陵、禹庙。明末陈子龙曾有诗句:“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钱塘东望有感》)思念大禹的功迹,哀叹明之将亡。辛弃疾言外之意也是追忆大禹拯救陆沉的勋业,慨叹南宋无英雄人物能力挽狂澜。
下片依然在怀古,又提及历史上一位英雄君主。汉武帝巡行河东时作有《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辛弃疾在秋风亭上联想《秋风辞》,不仅只是节令上的偶合。他借以缅怀汉武帝为抗击匈奴、强盛帝国所作的杰出功绩。这三句表面是说,汉武帝传颂千古的风流辞章,足可以与司马相如的辞赋媲美。这里似是赞扬汉武的文采,实是歌颂他的武略,暗指宋廷的懦弱无能。以下亦用《九歌》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嫡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作者用此怅望江南半壁河山,缅怀大禹、汉武帝,情绪依然十分愤慨。以下句意一转,说:朋友们来信劝告我,不要留恋官场而忘记归隐。“莼鲈”用东晋张翰因秋风起思归故乡的典故,这里以友人来信的口气说出,还是弃官退隐吧。这是作者回顾历史以后,面对冷酷的现实所产生的心理矛盾。结尾却并不回答朋友,只是说:谁曾想到在这清凉的秋夜,我正挑灯攻读太史公书。《史记》其中一系列爱国英雄的纪传,如廉颇、李广等,效命疆场、威震敌胆且晚年倍受压抑,悲愤壮烈,曾深深激动辛弃疾夜读之心。这时辛弃疾64岁,其老骥伏枥之志不衰。
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诗开篇就说,虽然内地与边疆相隔甚远,但唐朝与渤海在文化上属于“一家”。这指出了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既然文化“本一家”,那么,双方就不会因为地域不同而影响精神上的联系。首联是临别时的劝慰,也表达出双方间的厚谊深情,特别是唐人对东北边疆渤海人的情谊。颔联是对王子文化素养的赞誉。王子勤奋学习,如今博学多才,载誉而归,值得庆贺;王子美妙的文章、诗句都留在中国,为人传诵,这又是值得称道与感谢的。颈、尾联两联诗笔折转,想象王子归途情况及归国后对长安内地的思念。越过赤岭勋碑,顺着东流江水,王子扬帆直进,向朝霞曙光出现的东方故国驶去。“曙霞”暗含着对“海东盛国”的赞美。王子到达本国后,追忆在长安时的美好生活,定然会回首遥望,可那时已天遥地远,各在一方了。尾联透露出送行者依依不舍之情,于此可见篇首的劝慰,不仅含有王子的眷恋惜别之情,而且更有送行者本身强作笑容的离愁别绪。
此诗语言清浅朴素,感情色彩浓郁,是一首较好的赠别诗。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交往的历史记载,此诗更有其独特价值。尤其是这首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渤海国重视学习、吸取中原文化,以至于中原文化渗透融合进渤海文化的各个方面。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