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共写过六首内容相仿的《更漏子》。这首《更漏子》,借“更漏”夜景咏妇女相思情事,词从夜晚写到天明。
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景语,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含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流露出来了。“画堂”,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句紧承上句,说红蜡所映照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它们是有意、无意,但在她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抑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陈匪石云:“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旧时月色斋词谭》)这里“融情入景”是逐步深入的,至“偏照”始喷涌而出。
“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便完全不同了。“薄”字形容眉黛褪色,“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她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衾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它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写出了人的感觉:衾枕生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之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串了起来。
上阕写画堂中人所见,下阕从室内转到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呼应,可见“秋思”即是离情。下面再作具体描述:“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潇潇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张梧桐叶上,滴落在窗外的石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她的离情连绵无尽。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由玉炉生香、红蜡滴泪的傍晚,到闻“三更雨”,再看“滴到明”,女主人公的彻夜不眠,当然更非“一个愁字了得”了。
这首词通首写画堂人的“秋思”“离情”,上阕的意境,在《花间集》中颇常见,下阕的写法则独辟蹊径。陈廷焯说“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文章之厚。其实,“用笔快”如果一泻千里,言尽意止,固然不好;但这里并非如此。谭献说“梧桐树”以下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书法中的所谓“垂”,指竖笔;在作竖笔时,最后须往上逆缩一下,使字体不失其气势。比之于词,即是看似直率,纵笔而下,但须顿挫深厚,跌宕而有情致,似直而实纡也。《更漏子》下阕,写梧桐夜语,正有此特色。这里直接写雨声,间接写思妇,亦是“夜长衾枕寒”的进一步说明;但整夜不眠却仍用暗示,始终未曾点破,这就是直致中有含蓄之处。所以说此词深得书家 “无垂不缩”之法,即是指它“直说”中仍适当地配合以“含蓄”,否则便会使人有一览无余、索然寡味之感了。宋人聂胜琼《鹧鸪天·别情》词有句云:“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当是从此词脱胎而来,写得语浅情深;但全词并不像此词上下片浓淡相间,又缺乏转折变化,相较之下,韵味亦是略逊一筹。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此诗写军旅生活的艰辛。薇,野菜,即野豌豆苗。白天我们到山上去采野豌豆苗,因为到黄昏的时候会很饿。溪谷中风很大,又有霜露打湿大家的衣裳,真是非常寒冷。野鸡的叫声遍布山野,猿猴在相互追逐。
在这样的荒郊野外,不免使人回望故乡,然而,故乡又在哪里?忧郁如石头一般垒积胸中。每座山都有山崖,每棵树都有树枝,可我内心的忧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知道。
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就像河里的那一只小舟,随着水波流转,也不知道会停在哪里,这就好比是我们的人生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停泊。
还是披上我的皮裘,骑着良马,在飞驰中暂时地忘却这人生的烦恼吧。
从此诗我们可以看到,曹丕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人。在远离故土的荒郊野外,不免会产生莫名的忧愁,但这忧愁从何而来、到何而止,我们谁也不知道。而这人生,似乎也正如这忧愁一般,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何而止。因而,还是暂时地忘却吧,不要去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