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起首“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摧人去！”这两句是牢骚话：刚刚二更时分，城楼上还要敲三通鼓才天亮，何必这么死命地催人走呢！据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四，翰林学士孙洙某晚正太尉李端愿家欢宴，有美女侍妾奏乐助兴，恰逢此时朝廷宣召，心下不愿，故出怨语。“何须抵死催人去”就是本此而发的牢骚。说：“尚有三通鼓”，而不说已过二更，表示离天亮还早，希望多玩一会儿。但留连不舍之意横遭阻抑，自然转化为憾恨之情。“抵死”，犹言死命、拚命，形容竭力。对于皇帝宣召，竟是如此不情愿，可见这夜宴是何等令人留恋。“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一边匆匆上马，一边却还恋顾那美妙的琵琶声，深以未听到曲终为憾。琵琶的诱人魅力来自那位弹奏的女子，言外蕴含着对其人的深情眷恋。然而迷人的女乐，终究抵不住皇命的催逼，他只得无可奈何地上马离去了，但那声声琵琶似乎一直萦绕耳际。上片四句，一气流注，节奏快速，皇命催人、刻不容缓的气氛顿出，从而反衬出词人不愿从命而又不敢违命的矛盾感情。

　　过片写主人公恋恋不舍，人虽已上马，心尚留筵间，一路上还出神地回头凝望。但马跑得快，老天更不凑趣，又下起蒙蒙细雨，眼前只觉一片模糊，宛如织就一张漫天的愁网，连人带马给罩住了。“廉纤雨”，蒙蒙细雨。“无边丝雨细如愁”，这廉纤细雨，既阻断了视线，又搅乱了心绪；借景语抒情，情景凑泊而有酝藉之致。“漫道玉为琶，玉琶今夜长！”玉琶，翰林院的别称。玉琶供职是作者平时所自以为宋宠的，此夜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聊和索寞。从一个充满美酒清歌的欢乐世界，硬生生地被抛到宫禁森严的清冷官署，其懊丧和恼恨可想而知。“玉琶今夜长”，大有长夜难捱之感。对照开头“城头尚有三通鼓”，同时对于时间的感受，竟有如此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一起一结也自然形成两种情境的鲜明对比，使这首小词首尾相顾，有回环不尽之妙。

　　开头“恨春易去”四字笼罩全篇，是命意所在。“甚春却向扬州住”，用疑问的语气表现出对比之意和咏叹之情。暮春时节，花事渐阑，别的地方已是春色无多，而在扬州，春意独多，春天好像对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故而迟迟不愿离去。“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茧栗，本言牛犊之角初生，如茧如栗，见《礼记·五制》。任渊注黄庭坚《广陵早春》诗“红药梢头初茧栗”句，谓“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白石此句即本于黄诗。此刻，细雨如烟，芍药枝头的蓓蕾，吮吸甘霖，生机勃发，孕育着醉人的诗意。“弄”字下字极工。“红桥二十四”，指扬州的风流名胜二十四桥，桥边芍药弥望。“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至北宋已仅存七桥（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注），此言其多而已。红桥、碧水、明月、名花、美人，加上那仙乐一般的箫声，多么令人神往！“总是行云处”似借宋玉《高唐赋》中楚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描写仕女如云，从而给红桥一带涂上一层玫瑰色的浪漫光彩。以下由写人采用比拟的手法写芍药的曼妙风情：“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芍药的蓓蕾在雨露的滋润和游人的瞩目下，悄悄地开放了。她们半裹红妆，微露笑靥，深情地顾盼着来来往往的观赏者（包括词人自己）。此句写芍药之有情，正人之有情也。此视《扬州慢》“念桥边江药，年年知为谁生？”何如？此句之妙，可与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六丑》相媲美）。句意隐含着我已无福消受的意思，为下片写自己迟暮之悲张本。

　　“金壶细叶”展示的是盛开的芍药。硕大的金红色花朵，衬以细密的绿叶，显得分外明艳惊人。“千朵围歌舞”美貌的女郎在花丛中尽情地唱着、跳着，应和春的旋律。这声色交融、春情激荡的场面，顿时勾起词人的迟暮之感。“谁念我鬓成丝”化用“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黄庭坚《广陵早春》）之句，扬州风物虽好，无奈自己已两鬓斑白，置身于粉红黛绿之间，显得多么地不相称。白石布衣清客一生，多依名公臣卿，但生性孤傲，不合众流。故词中每于众人欢乐之际反写己之清苦寂寞。他如《庆宫春》，本是四人同游，偏写出“老子婆娑，自歌自答”；《鹧鸪天》写赏灯之乐，偏写出自己“少年情事老来悲”。结末以刘攽自况。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刘攽的著述除《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外，还有一卷《芍药谱》，可惜已经失传。“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意思是说：待到春尽夏来，名园绿肥红瘦之时，我愿意默默无闻地为芍药编修花谱。此与苏轼《贺新郎》“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同一意境。“寂寞”二字，与“自”字相映合，充满苦涩滋味，映现出类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心境，读来倍觉情深意切。

　　昔人评论姜词，认为清远空灵是其基本特色。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卷下）姜词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美感经验，能够在感受、记忆、思考、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然后选用清新秀逸的言辞，把它化作动人的意象。这类意象或意境总有些迷离恍惚，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唯其如此，言外之意，画外之境才更加繁富，更加耐人寻味。这首词就大量采用比拟、双关的修辞手法，以物拟人，写物兼写人。物与人犹形与影，若合若离，显得明明丽丽而又影影绰绰。遗其形而得其神。像“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以多情的人来比拟无情的花，以人的情态来表现花的容貌，妙不可言。联系上文“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前者描述欲放未放的花苞，这里展示已开但未全开的花朵。而联系下文“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写花之外，又分明是在写人，由扬州风物写到扬州风情，从而勾出“鬓成丝”的迟暮之感。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作品“恨春易去”的命意。遗貌取神，离形得似，这大概就是构成清空高远境界的一种有效手段。

　　姜夔还惯于采用避实就虚、提空写景的方法。例如芍药枝头的蓓蕾，在春雨的催发下迅速膨大，不断发生变化。那过程，那状态，极其微妙，无法实言。在姜夔的笔下，它表现得非常简洁，也非常生动：“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弄诗句”是酝酿诗情的意思，它确乎比较抽象，没能把花苞受雨后迅速发育成长的状况具体地显示出来，但却深刻地揭示出变化的微妙以及含蕴其间、难以言说的诗意美。

　　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