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以铺陈的手法,叙写守边战士生活,抒发自己对冲杀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战士的赞颂之情。
开头“二十逐骠姚,分兵远戍辽”两句,用二十岁远离父母随武将守边的事实,暗示了青年战士的远大理想。为了使自已能履行光荣神圣的使命,不得不“雪迷经寒夜,冰壮渡河朝”,历经千辛万苦,日夜兼程,以此衬托了战士们为国事、不怕栖牲,不怕困难的高尚情操。从第三句的“迷”和”马”两种事物,烘托出战争的频繁和应战之急,这些都是对腰横宝剑的守边战士英雄业绩的具体的描写。
这首诗在意境的熔铸上也突出了诗人的襟怀,从而呈现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足见诗人立足之高及构思之深。诗从二十出征、雪迷寒夜、冰渡河朝、放迷难下、骑马来调等儿处进行描写,有的从时间上,有约从地域上,有的从人们所熟悉的事情上着眼,用典型事例,突出战争的频繁及战士们守边的坚定信心。这就体现了作者审美情趣的高远。他不用神驰般想象,也没有面面俱到地描写,既不横溢太空,也不纤回萦绕,最终塑造出了守边战士完美的艺术形象。从中可见作者雄浑悲壮之情,唯其立足高,取境才能深,要精深,还要有含量的道理。仅六句,就将边塞战争、外敌入侵、守边战士的英武一一呈现出来,的确达到了“以少许胜多许“的效果。尤其最末一句,收尾有力,有余音绕梁三日之感。不容置疑,这是作者主旨所在,他径直抒发感情,匠心独运地揭示出为国事“看取剑横腰”的大义。语言虽直,却不失欢宕流转,意到笔随,洒脱自然。
诗中刻画了“二十逐嫖姚,分兵远戍辽”出入于塞外的将军形象,即使“雪迷经塞夜,冰壮渡河期”,“万里配长陉,连年惯野营”周遭环境异常恶劣,也难泯报国之志,“入群来拣马,抛伴去擒生”,“间看行远近,西去受降城”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折服。而这种“小儒何足问,看取剑横腰”,渴望建功立业“俱怀逸兴壮思飞”之感,又独非诗中“将军”所愿,亦是张祜梦寐以求、魂牵梦绕立功边塞的最大愿望,其诗中分明有一个手持刀枪出入敌阵,渴望建功立业的“我”的身影。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祜此类边塞乐府诗中,感受到隐藏在诗歌文本之后,一个对边境局势极端关切,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的形象。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
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此时诗人已隐居田园,诗歌主要咏写山水田园之幽趣,带有闲适情味。这首诗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从景物中写出了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前两句写采莲少女的辛勤劳动,后两句点出采莲人的生活乐趣,笔调轻松自然,语言平淡朴素。
“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这两句写采莲少女的辛勤劳动,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日日”是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前一个“日”为代词,后一个“日”是动词。第二句不可简单地把“洲长”和“暮归”当作因果关系,从而理解为,因为水路很长,所以多半到了晚上才能回来。这是不符合事理的,因为“洲长”莲必多,来回一趟,不须整天,“洲长”再现的是广阔的采莲环境,以及两岸的自然风光、小户人家,风土人情;“暮归”表明水面上,采莲船只早晚繁忙。因此“洲长多暮归”可解释为:一望无际的荷塘里长着田田红莲,碧绿的叶子,粉红的花瓣;采莲姑娘们架着船儿来回忙碌,傍晚时刻船儿都满载而归——载着肥硕的莲实,载着姑娘们的欢声笑语,载着无限温馨。
日日采莲劳作,天天早出晚归,这是十分辛苦的工作,然而诗中的采莲人自有他们的生活乐趣。“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采莲人对莲花的珍爱与怜惜,同时也表明他们热爱平常生活、珍惜美好事物的情操。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