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文章讲述了巢谷一生中的三件事情，一是改应进士考试为应武举；二是完成朋友的托付；三是不远万里看望苏轼兄弟。这几件事情都表现了巢谷为人的卓异之处，表明巢谷是一个急难之时可以托付的义士。然后文章引用高恭事赵襄子的历史典故来说明巢谷对于朋友的古道热肠，不因时势而变迁的豪侠性格。作者通过对巢谷这个人的描写也从侧面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者进行了批判。文章叙述生动感人，不用粉妆玉琢，自然平实，而于简洁文字中蕴含了厚重的知音友情。
从结构上看，这篇传记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弃文学武。首句依一般传记惯例，写被传者姓名、字、父名，籍贯、职业等。“眉山农家”四字不可忽视，“眉山”，指出传主巢谷与作者是同乡。“农家”指巢谷出身微寒，并非官宦人家或豪门贵族，尽管如此，作者愿为之立传，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实属不易。下面写巢谷曾经被举进士，到过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弃文学武。这段以“业成而不中第”作结。“业成”指习武之业有所成就，理当“中第”，但“不中第”，隐含科举之弊。
第二段，金石之交，缓急可托。先写巢谷漫游西方边疆，结交当地秀杰为好友。接写巢谷与韩存宝二人结为“金石之交”。下面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存宝得罪，自料必死，托后事于巢谷，谷许诺，重义如山。末句作者自言认识巢谷，并且知道他的“志节”，显示了文章的真实性，进而用“缓急可托”四字总结了巢谷重义的品德。
第三段，万里步行，以行其志。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予之在朝”做高官时，巢谷不曾来见一面。只短短一句话，就把巢谷不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人品表现了出来。第二部分写苏氏兄弟被贬谪后，巢谷“欲徒步访”，在道义上给以慰安、支持和力量。作者几乎用了整段的篇幅来详写巢谷不远万里，不辞辛苦，矢志不渝的大义大勇，与第一部分鲜明对比，在对比中显示出巢谷的义气和品德来。第二部分，先写苏氏兄弟被贬后，“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这与平日不相闻，处于逆境时却坚决来访的巢谷形成鲜明的对比，文章多次用“对比法”，都很巧妙。接写“闻者皆笑其狂”。“闻者”指眉山县得知巢谷万里访苏氏的人们，他们都耻笑巢谷发了疯，十分狂妄，这说明他们与巢谷思想境界相差甚远，他们是无法理解巢谷的志节和行为的，他们与巢谷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从反面衬托出了巢谷的志节非凡。这里运用了“反衬”的手法：相见之前，巢谷梅州修书，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为下段引出古人“高恭”作了埋伏，这是伏笔。接着写“循州相见”，“握手相泣”，感情激动，场面感人。后写巢谷“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中途病死于新州。时年七十三岁。元丰六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巢谷曾来拜访，馆于雪堂，并教苏轼之子迨、过二人读书，所以这里用“将复见”。巢谷虽然半道病死，但其义气、志节永存，苏辙“哭之失声”，读者也深受感动。
第四段，借古喻今。用“昔”字引出先秦时代赵襄王“晋阳之难”的故事。赵襄王被围困于晋阳，断绝粮草，“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解围之后，“行赏群臣，以恭为先”。作者引用此典，是为了说明“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于高恭者”。这里借古喻今，正于上段“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相照应，上文采用的伏笔，正在这里揭示、显现。从另一角度看，这里引古人高恭以比巢谷，从正面衬托出巢谷之“义”。最后用“惜其不遇襄子”发抒感叹，巢谷如遇襄子，必得首功之奖；而自己虽知巢谷之贤，但处在贬谪的逆境中，无权“以发之”，只能提笔写出这篇传记，颂扬巢谷的志节，将来有机会时交给巢谷在泾原军中的儿子，从而交代了写作这篇文的缘由，表现出作者对巢谷志节的崇敬和无力报答的惋惜。
从写作方法上看，首先是选材典型，紧扣主题。巢谷一生的事迹很多，作者只选择了三件事情：一、弃文学武；二、与韩存宝结为金石之交而且缓急可托；三、写苏氏兄弟处于逆境，士武夫及生平亲友都不再来往的时候，巢谷却徒步万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选取这三件有代表性的材料，足以表示巢谷一生重义笃志的人品。其次，作者在处理这三件典型材料时，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而是有详有略，详略得当。巢谷青少年时弃文学武，与众不同，作者叙述简约概括。第二件事描述稍详，第三件事是重点，详细描述，重点突出。而在描述这一重点部分时，也不一切都详，而能作到详中有略。譬如写苏氏兄弟青云直上时，巢谷不曾一见，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十分简略；当作者写到“予兄弟”处于逆境，巢谷万里步行而相访时，则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这样写法给人一种疏密相间，详略得当的美感。再次，文章还采用了伏笔、照应，引用、对比、衬托等手法。
在爱情生活中，有失去情人而悲泣自怜的弱女子，也有泼辣、旷达的奇女子。在以男子为本位的中国古代，虽然二者均避不开命运的摆弄，但后者毕竟表现出了一种独立、自强的意气，足令巾帼神往。
《郑风·褰裳》中的主人公，就正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与其他女子一样，此刻大抵也正处于热恋之中。因为所恋的心上人，在溱洧之水的对岸，所以也免不了等待相会的焦躁和疑虑。不过她的吐语却爽快：“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倘要思念我，就提起衣襟渡溱来！真是快人快语，毫不拖泥带水。较之于《郑风·将仲子》那“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的瞻前顾后，显得非常泼辣和爽朗。
但她的心上人，似乎并没有及时来会，便不免引得女主人公有点伤心了。只是伤心中的吐语也毫不示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若不想我，我岂没有他人爱！这话说得也真痛快，简直就像是指着对方的鼻子，声称“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么，我就只能爱你一个？”那样快利。这态度又是很旷达的，爱情本就是男女相悦、两厢情愿的事，倘若对方不爱，就不必强拉硬扯放不开。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正可为“岂无他人”四字作注。较之于《郑风·狡童》中那“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的呜咽吞声，此诗的女主人公，又显得通达和坚强多了。但倘若以为她就真的不把对方放在心上，恐怕还有几分误解，其实那不过是她所说的气话，而且还带有假设的意味，这从“狂童之狂也且”的戏谑语气，即可推知。须知女主人公心里，实在是很看重这份爱情的，但在外表，却又故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无非是要激得心上人更疼她、爱她而已。所以她刚冷若寒霜，吐出“岂无他人”一句，即又噗哧一笑，戏谑地调侃对方“傻小子呀真傻态”了。可见这位泼辣、爽朗的女主人公，在爱情上既颇认真，也还带着几分狡黠。唯其如此，于自矜、刚强之中，又显得可亲、可爱。
全诗只短短二章，用的是富于个性的口语描摹，故涵咏之际，只觉女主人公泼辣、爽朗的音容笑貌，如接于眉睫之间，堪称抒情小诗中的精品。虽说女主人公并未看轻爱情，倘若她真的被心上人抛弃，也未必能做到诗中所说的那样旷达；但这种建立在自信、自强上的爱情观，以及纵遭挫折也不颓丧的意气，却是颇能令溺于情者警醒，而给天下弱女子以鼓舞的。远古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男欢女爱，同现代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基础上的男欢女爱固然有许多不同，但在符合人性的自由选择这一点上，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精神也是现代的。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