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第一个镜头:鸡鸣晨催。起先,妻子的晨催,并不令丈夫十分惬意。公鸡初鸣,勤勉的妻子便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并告诉丈夫“鸡已打鸣”。“女曰鸡鸣”,妻子催得委婉,委婉的言辞含蕴不少爱怜之意;“士曰昧旦”,丈夫回得直白,直决的回答显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意。他似乎确实很想睡,怕妻子连声再催,便辩解地补充说道:“不信你推窗看看天上,满天明星还闪着亮光。”妻子是执拗的,她想到丈夫是家庭生活的支柱,便提高嗓音提醒丈夫担负的生活职责:“宿巢的鸟雀将要满天飞翔了,整理好你的弓箭该去芦苇荡了。”口气是坚决的,话语却仍是柔顺的。钱钟书说:“‘子兴视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管锥编》第一册)。此说符合生活实情;而士女的往覆对答,也使第一个镜头更富情趣。就女催起而士贪睡这一情境而言,《齐风·鸡鸣》与此仿佛,但人物的语气和行动与此不同。《鸡鸣》中女子的口气疾急决然,连声催促,警夫早起,莫误公事;男的却一再推脱搪塞,淹恋枕衾而纹丝不动。此篇女子的催声中饱含温柔缱绻之情,男的听到再催后作出了令妻子满意的积极反应。首章与次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对男子的举动作了暗场处理,这样就自然地进入下面的情节。
第二个镜头:女子祈愿。妻子对丈夫的反应是满意的,而当他整好装束,迎着晨光出门打猎时,她反而对自己的性急产生了愧疚,便半是致歉半是慰解,面对丈夫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愿:一愿丈夫打猎箭箭能射中野鸭大雁;二愿日常生活天天能有美酒好菜;三愿妻主内来夫主外,家庭和睦,白首永相爱。丈夫能有如此勤勉贤惠、体贴温情的妻子,不能不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下面紧接着出现一个激情热烈的赠佩表爱的场面,就在情理之中而不得不然的了。其实,诗人唱到这个琴瑟和谐的场面也为之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感叹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恰似女的弹琴,男的鼓瑟,夫妇和美谐调,生活多么美好。诗歌具有跳跃性,此篇的章节和诗句间的跳跃性更大。因而也给接受者留下了更为广宽的想像再创造的空间。关于这两句,张尔歧《蒿菴闲话》说:“此诗人凝想点缀之词,若作女子口中语,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此解颇具创意,诗境也更饶情致,实为明通之言。
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丈夫这一赠佩表爱的热烈举动,既出于诗人的艺术想像,也是诗歌情境的逻辑必然。深深感到妻子对自己的“来之”、“顺之”与“好之”,便解下杂佩“赠之”、“问之”与“报之”。一唱之不足而三叹之,易词申意而长言之。在急管繁弦之中洋溢着恩酣爱畅之情。至此,这幕情意融融的生活小剧也达到了艺术的高潮。末章六句构成三组叠句,每组叠句易词而申意,把这位猎手对妻子粗犷热烈的感情表现得淋漓酣畅。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过于穿凿。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则似有顾头不顾尾之嫌。闻一多《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也有难概全篇之感。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这组诗歌咏洞庭湖,写作者与友人在秋风落叶中怀古论今,寄托深而寓意长,俊逸清畅中又充满忧伤和苍凉。全诗托兴幽微,音律纯熟,语言清婉,声情并茂,充满俊逸之气和清畅之调。
本首诗开头“江上相逢皆旧游”,作者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重逢,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次句“湘山永望不堪愁”,情感上来了个转折,这时望着湘山,却不堪诉说心中的忧愁,表明了贬谪生活的愁闷。
后两句“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运用“秋风”、“孤鸿”、“落叶”等一些萧瑟的意象,表现出孤寂落寞的心情,这正是作者远离朝廷产生的失落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