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唐人音乐诗较著名者,有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白《听蜀僧濬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等及韩愈此篇。篇篇不同,可谓各有千秋。喜惧哀乐,变化倏忽,百感交集,莫可名状,这就是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读罢全诗,颖师高超的琴技如可闻见,怪不得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了。
此诗写作者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诗从演奏的开始起笔,到琴声的终止完篇。诗人首先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了音乐形象,然后,诗人又写了音乐效果,以自己当时的坐立不安、泪雨滂沱和冰炭塞肠的深刻感受,说明音乐的感人力量。形象的刻画为效果的描写提供了根据,而效果的描写又反证了形象的刻画的真实可信,二者各尽其妙,交互为用,相得益彰。
诗分两部分,前十句正面摹写声音。起句不同一般,它没有提及弹琴者,也没有交待弹琴的时间和地点,而是紧扣题目中的“听”字,单刀直入,把读者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里。琴声袅袅升起,轻柔细屑,仿佛小儿女在耳鬓厮磨之际,窃窃私语,互诉衷肠。中间夹杂些嗔怪之声,那不过是表达倾心相爱的一种不拘形迹的方式而已。正当听者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氛围里,琴声骤然变得昂扬激越起来,就象勇猛的将士挥戈跃马冲入敌阵,显得气势非凡。接着琴声又由刚转柔,呈起伏回荡之姿。恰似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敌氛尽扫,此时,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远处浮动着几片白云,近处摇曳着几丝柳絮,它们飘浮不定,若有若无,难于捉摸,却逗人情思。琴声所展示的意境高远阔大,使人有极目遥天悠悠不尽之感。
蓦地,百鸟齐鸣,啁啾不已,安谧的环境为喧闹的场面所代替。在众鸟蹁跹之中,一只凤凰翩然高举,引吭长鸣。“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这只不甘与凡鸟为伍的孤傲的凤凰,一心向上,饱经跻攀之苦,结果还是跌落下来,而且跌得那样快,那样惨。这里除了用形象化的比喻显示琴声的起落变化外,似乎还另有寄托。联系后面的“湿衣泪滂滂”等句,它很可能包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慨叹。他曾几次上奏章剖析政事得失,希望当局能有所警醒,从而革除弊端,励精图治,结果屡遭贬斥,心中不免有愤激不平之感。“湿衣”句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颇相类似,只是后者表达得比较直接,比较显豁罢了。
后八句写自己听琴的感受和反应,从侧面烘托琴声的优美动听。“嗟余”二句是自谦之辞,申明自己不懂音乐,未能深谙其中的奥妙。尽管如此,还是被颖师的琴声所深深感动,先是起坐不安,继而泪雨滂沱,浸湿了衣襟,犹自扑扑簌簌滴个不止。这种感情上的强烈刺激,实在叫人无法承受,于是推手制止,不忍卒听。末二句进一步渲染颖师琴技的高超。冰炭原不可同炉,但颖师的琴声一会儿把人引进欢乐的天堂,一会儿又把人掷入悲苦的地狱,就好比同时把冰炭投入听者的胸中,使人经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剧烈波动。
全篇诗情起伏如钱塘江潮,波涛汹涌,层见迭出,变化无穷。上联与下联,甚至上句与下句,都有较大的起落变化,例如首联“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写柔细的琴声,充满和乐的色调,中间着一“怨”字,便觉波浪陡起,姿态横生,亲昵的意味反倒更浓,也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又如首联比以儿女之情,次联拟以英雄气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柔一刚,构成悬殊的形势。第三联要再作起落变化,即由刚转柔,就很容易与第一联交叉重叠。诗人在实现这一起伏转折的同时,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境界,它高远阔大、安谧清醇,与首联的卿卿我我、充满私情形成鲜明的比照,它所显示的声音也与首联不一样,一者(首联)轻柔细屑,纯属指声;一者(三联)宛转悠扬,是所谓泛声。尽管两者都比较轻柔,却又各有特色,准确地反映了琴声高低疾徐的变化。清人方东树说韩愈写诗“用法变化而深严”(《昭昧詹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历来写乐曲的诗,大都利用人类五官通感的生理机能,致力于把比较难于捕捉的声音转化为比较容易感受的视觉形象。这首诗摹写声音精细入微,形象鲜明,却不粘皮着肉,故而显得高雅、空灵、醇厚。突出的表现是:在摹写声音节奏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掘含蕴其中的情志。好的琴声既可悦耳,又可赏心,可以移情动志。好的琴声,也不只可以绘声,而且可以“绘情”、“绘志”,把琴声所表达的情境,一一描摹出来。诗歌在摹写声音的同时,或示之以儿女柔情,或拟之以英雄壮志,或充满对自然的眷恋,或寓有超凡脱俗之想和坎坷不遇之悲,如此等等,无不流露出深厚的情意。
韩愈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他写作诗文,能够摆脱拘束,自辟蹊径。这首诗无论造境或遣词造语都有独到之处。以造境言,它为读者展示了两个大的境界:一是曲中的境界,即由乐曲的声音和节奏所构成的情境;一是曲外的境界,即乐曲声在听者(诗人自己)身上得到的反响。两者亦分亦合,犹如影之与形。从而使整个诗歌的意境显得深闳隽永,饶有情致。
以遣词造语论,不少诗句新奇妥帖,揉磨入细,感染力极强。例如开头两句押细声韵,其中的“女”、“语”和“尔”、“汝”声音相近,读起来有些绕口。这种奇特的音韵安排,恰恰适合于表现小儿女之间那种缠绵纠结的情态。后面写昂扬激越的琴声则改用洪声韵的“昂”、“场”、“扬”、“凰”等,这些都精确地表现了弹者的情感和听者的印象。另外,五言和七言交错运用,以与琴声的疾徐断续相协调,也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如此等等,清楚地表明,诗人匠心独运,不拘绳墨,却又无不文从字顺,各司其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也是韩愈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