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这首诗是鲍照赠朋友诗中的代表作。由于通篇用“比”体,虽是一般古诗,却有着浓郁的乐府民歌气息。自汉魏以来,在文人作家所写的古诗中,这一首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全诗十二句,每四句一节,共三节。“轻鸿”四句写与傅都曹志趣相投,亲切订交。“风雨”四句,写两人分手惜别时情景。“落日”四句,设想别后离愁,并写自己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从结构看,并无什么大的起伏波澜,只是闲闲说起,怅怅结束。然而感情深挚,思绪万千,体现了诗人一腔孤愤。
全诗以“鸿”喻傅都曹,以“雁”自喻,此甚易知。但郑玄《毛诗笺》:“小曰雁,大曰鸿。”古人往往以鸿鹄并称而以凫雁对举,鸿鹄象征清高,凫雁则迹近微贱,可见此诗一开头便有扬傅而抑己的倾向,显得傅尊而己卑。而在“鸿”字上,诗人更着一“轻”字,“轻”自然有可能轩翥于高空;而在“雁”上却用了一个“孤”字,“孤”者,离群索居,寂寥无侣之谓。而“戏江潭”与“集洲沚”,一则高翔遨戏,一则独自幽栖,不仅动静不同,抑且有得意与失志之分。这两句看似客观描述,实已两相对照,说明彼此命运若云泥之悬殊。不过当二人无心邂逅,却又过从甚密,两两相亲。“邂逅”句表面上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已隐含一层转折;而第四句“缘念共无已”则又深入一层。“缘”者缘分,“念”者思念,“无已”,无终尽之谓。夫缘分无终尽,思念亦无终尽,非但作者对傅“缘念无已”,即傅对作者亦复如是,此正所谓“共无已”。这两句本写双方交谊笃厚,情深意惬,却以极平淡之笔出之,仿佛毫不着力。这就叫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第二节第一句“风雨好东西”,颇费解。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增补》引张玉谷《古诗赏析》云:“言遭风雨而东西分飞也。”则“好”字无着落。钱增补云:“按,‘风雨’句‘好’字去声。语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伪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孔颖达《正义》:‘箕,东方木宿。毕,西方金宿。’”按:钱所引证皆是。“好”与“善”无论为形容词、名词或动词,皆属同义。如言“好谋善断”,即善谋善断也。《洪范》之意,盖言东方箕星善于引起刮风,西方毕星善于招来下雨。鲍照此句则近于倒装,言东方之星善风,西方之星善雨,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亦随之不得不分飞两地,故下文紧接“一隔顿万里”,“顿”者顿时、立即之谓。语近夸张,故情弥激切。且人在相聚时每当境不觉,及别后追思,则有不可骤得之感。所以作者此处乃把笔锋掉转,“追忆”二句盖设想别后回忆当初同在一处“栖宿”之时(闻人倓《古诗笺》引《禽经》:“凡禽,林曰栖,水曰宿),则‘心耳’之间充满了彼此的‘声容’“。这里流露别后互相思念之情已溢于言表,却全从侧面虚写,文势虽小有跌宕,仍不显得着力。如果反复咏叹,自会觉得一往情深。谢灵运写情,多从内心矛盾曲折处进行峭硬的刻画,不深思冥索不易体会;而鲍照则多以自然平淡出之,仿佛古人说的“有若无,实若虚”。但鲍诗写情多发自肺腑,稍加咀嚼,便回味无穷。
最后四句,乍看全是景语,实则句句抒情。“落日”本身就是孤寂的象征,因日落而川渚生寒,则孤寂中带出了凄凉萧瑟的苦味。“愁云”句明点“愁”字,而“愁云”竟多得“绕天起”,则愁之不得解脱可想而知。“短翮”句以雁之不能高翔远引喻己之窘迫局促,说明诗人的处境是多么使他苦恼。“徘徊”句乃找不到出路的最形象的描写。试想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该是多壮观的景象;而今却徘徊于烟雾迷茫之中,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真是悲剧性的场面了。好友远别,满腹心事再也无人可以倾诉,因赠别而自伤身世,从诗人构思的逻辑性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全诗在戛然而止之中有着情韵不匮的余味,令人叹服。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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