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第一句准确地写出了冬至的特点:一年中日最短,影最长的日子,冬至之后,日渐长而影渐短。诗人杜甫写此诗时,正在成都(剑南),在朋友严武那里做幕僚,而且与严武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心情十分低落,所以就思念起了洛阳。杜甫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洛阳度过的,而且他与李白当年也正是在洛阳相识的。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青袍白马,指的是自己当前的处境,指闲官卑位,这里作借代用,也可指处于闲官卑官中的自己。随即他又说,故乡洛阳已经物是人非。当时安史之乱,洛阳已经沦陷。这里的金谷,指的是金谷园,西晋石崇的花园,在洛阳西北,这是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处名园。铜驼,指的是铜驼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常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或者指代洛阳。但洛阳城里的“金谷铜驼”并非故乡的典型特征。诗中的“金谷”与“铜驼”,已十分清楚地告知我们,杜甫在剑南所思念的洛阳,是可肯定为其故乡的。而诗中的“非故乡”,并不是指洛阳不是杜甫的故乡,而是说:但洛阳的金谷园、铜驼等胜地的风景,因遭受了安史之乱而使其非昔日可比了。正如《杜诗详注》云:“金谷铜驼,洛阳遭乱矣。”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以开花繁盛紧密的棠棣起兴,讲对兄弟的思念。所以棣萼指的就是兄弟,所以表面上作者是在讲两种花,指堂棣之华早就开谢了,自己还在想着它,而梅花正含苞欲放。而实际上,作者前一句是起兴,讲的是眼前的景:梅花欲开。后一句讲的是由此景而联想的情绪:对远在洛阳的兄弟朋友的思念。洛阳遭受战乱,那里有知我怜我的兄弟,所以我特别地想念它。(棠棣,有人以为就是郁李,以上为郁李花。)诗人说,愁闷极了,本想写首诗来排遣这愁闷,没料到诗写成后自己吟咏起来,反而更觉得凄凉与寂寞了。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木,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接下来是两组近景镜头,“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筼筜是一种粗大的竹子。踯躅,植物名,即羊踯躅,开红黄色的花,生在山谷间,二月花发时,耀眼如火,月余不歇。这一联,可以说是作者为前面一联的冷落景象又点缀了一些鲜艳、明快的色彩,增添了些许春天的生气。上句的“竞”字同下句的“闲”字,不但对仗工稳,而且传神生动。“竞”字把嫩笋争相滋长的蓬勃景象写活了;“闲”字则把羊踯躅随处开放、清闲自得的意态托写出来。这四句诗,先写远景,后写近景,层次分明。有淡墨涂抹的山和水,又有色彩艳丽的绿竹和红花,浓淡相宜,形象突出。再加上哀猿的啼叫,真可谓诗情画意,交相辉映。
这首诗中的景物,是与作者此时的处境与心情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静从空旷少人烟而生,作者从繁华嘈杂、人事纷扰的京城一下子到了这僻远荒冷的山区,哀猿啼声处处有,人间茅舍两三家,这种静与作者仕途的冷遇相互作用,使他倍感孤独和凄凉。这种闲,由他的处境遭遇而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悠闲超脱,没有羁绊,然而不免使人触景生情。身虽居闲地,心却一刻也没能摆脱朝廷的束缚,常常被“未报恩波”所烦扰,不能得闲,故而分外感慨。作者虽然写的是景,而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隐情,正如王夫之《唐诗评选》所说:“寄悲正在比兴处。”
诗的下半段叙事抒情,“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前句的“未”字贯“报”与“知”,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这两句是全诗的关键,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许多矛盾着的隐微之情;有无辜被贬的愤怨与悲愁,又有对自己从此消沉下去的担心;有自己被贬南荒回归无望的叹息,又有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憧憬。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忧愁怨恨,只提到“死所”、“炎瘴”,却比说出来更为深切。在这样的处境中,尚还想“未报恩波”,这表现出儒家“怨而不怒”的精神。有了这一联的铺垫,下一联就容易理解。“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斗”同“陡”,是顿时的意思。“斗觉”二字用得奇崛,把诗人的感情推向高潮。这一联写得委婉曲折,诗人没有正面写自己如何忧愁,却说读了张署来诗后鬓发顿时白了一半,似乎来诗是愁的原因,这就把全诗惟一正面表现愁怨的地方掩盖住了。并且写愁不说愁,只说霜毛陡加,至于何以至此,尽在不言之中。诗意婉转,韵味醇厚。
诗写僻境,以画意出之,写忧愤,以曲笔出之。诗人似乎尽力想把他那种激愤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使人感受到那股被压抑着的感情潜流,读来为之感动,令人回味,形成了这首诗含蓄深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