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
首联即切题“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是描写过大庾岭的情景。诗人离开京城长安,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庾岭上,顿感天长地阔,宇宙之闳浑无穷。然而这脚下的山岭却是个分界线,过了岭就是“蛮荒”之地风土人情大不一样了。此时诗人不免产生“去国离家”将为“异域之人”的感叹,觉得自己如同那天空飘浮不定的云朵,不知去往哪里。“见云白”,是诗人对岭南的第一个印象和感受。我国古代诗歌中“白云”和“游子”有某种联系,如“浮云游子意”等。诗人利用这传统的表现手法,以自然澹远之景表现游子浓郁的深情。
颔联写景,以对比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抒发思国怀乡的感情。诗人回忆自己家乡美丽的风光,想象崇山可怕的湿热蒸郁之气,两相对比,倍觉凄苦。
颔联承“去国离家”,上句抒写对京洛风光的眷恋,下句言置身大庾岭头时百感交集的情怀。“洛浦”,即洛水之滨,这里指唐东都洛阳。风光,即风物。武则天执政时期,诗人经常侍奉武后及其臣僚们于洛阳。作为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的风物之盛,自然是诗人亲历目睹过的。如今,诗人站在大庾岭上,行将踏上瘴气弥漫的南国之地,不免产生生死难卜,今非昔比的感慨和怅惘。
颈联转为怀友,“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上句中的人指杜审言,意思是说:南海风高浪急,你可平安地渡过去了吗?是否已到达了峰州呢!下句“北望”似说自己,又似与朋友谈心;看那鸿雁到了衡阳就不用再向南飞了,待春暖花开就可返回故里。言外之意是:我们还不如雁,只能继续行役向南,归期无望。“几群”含意丰富,耐人寻味:那鸿雁且能“大小相从”,有群伴儿。而你我则分飞天涯,孤苦伶仃,要是我俩能像雁儿一样作伴就好了。这句诗抒发不堪回首的孤寂之情,进一步表达对杜审言的深刻思念。
尾联回应首联,婉转地表达了盼赦的愿望。“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写京都长安与岭南流放地之间虽然山重水复相距万里,但隔山隔水,隔不住思念君王的心。诗人所日夜盼望的是再拜见贤明君王的那一天。这联诗的遣词炼意很精妙,既表达了思念君王之赤诚,又没有谄媚阿谀之意味。将此联与前几联合读,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沈佺期的七律,素来被认为高华典重,但此诗却不同于那些应制之作。它体现出了“朴厚自是初唐风气”。(《载酒园诗话又编》)《围炉诗话》亦评说道:“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诗人从北方的宫廷走向南荒的流放生活,心与境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写出了这真挚动人气韵流畅的诗篇。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