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此词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时清廷于中日战争中大败,作者借咏虫暗伤国事,故词中有“马邑龙堆”之语。
上片起首三句写虫鸣之地、之时。“古墙阴”,由宋姜夔《一萼红》起首“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三句化出。“萧飒”本为风声或雨声,如唐陈羽《湘妃怨》“萧飒风生斑竹林”,此处以之拟虫声,颇有新意。而“萧飒”一词亦有萧条凄凉之义,如唐杜甫《相从歌赠严二别驾》“成都乱罢气萧飒”,故此处是既写声音又写形势。第四句说虫是“西风身世”,秋虫和摇落西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所以虫的鸣声才这样悲苦。可是这悲苦之音是不被人理解的,“谁念汝”三句写出虫鸣的不入时人之耳。可不,在“月满花香”的美好春日,怎会有你的哀鸣呢!“清商”指古乐府清商曲,曲调哀怨。此句是说秋虫只好孤独地谱写着清商曲调。而商声主西方之音,“清商”亦可指作为五音之一的商声,也就是秋声。上片末三句是说:可惜的是它只能在寒井边吟唱,红楼离得是那样遥远,这样悲哀的曲调是上不了排场的。
下片一开始承上片末三句写虫鸣的环境。“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除进一步写秋虫的孤独外,更写出它的清高。它不在污泥乱尘中栖身,也不凑红楼玉筝的热闹,甘在“闲庭院”洒一片充满感伤的秋声,这幕情景无疑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内。“也知”二句是说玉砌雕栏虽好,但“心期先误”,亦即心中即使思念亦无缘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后作《虞美人》词,思念故国,有“雕阑玉砌应犹在”一语,况氏将“玉砌雕阑”用于这首词中,其中正有丰富的意蕴,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落叶空阶”一句是让步语气,意思是说:如果仅在落叶空阶之处听它吟唱,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么什么景象才更令人痛苦呢?“寒催堠鼓”一句引出下文,“堠鼓”指报警的鼓声;“堠”,土堡。结拍三句总领全篇,“马邑龙堆,黄沙白草”,都是指战场。“马邑”为地名,汉武帝用王恢计,伏兵于马邑旁,诱匈奴单于深入,欲擒之,单于发觉,事不成,见《汉书·匈奴传》。“龙堆”为沙漠名,《汉书·匈奴传》载扬雄谏书:“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这三句正是对上文“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的解答:如果秋虫是在战场上的黄沙白草之中鸣叫,那声音就更令人心酸了。此实暗写甲午之战的惨败,而作者的悲痛心情亦饱含其中。
南宋姜夔作《齐天乐》咏蟋蟀,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寄托了身世之感。况周颐此词于寄托的手法上承继姜夔,但深沉的家国之恨溢于纸端,所感之大远过于姜词。况氏自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叙其作词之感受颇为真切。即作词之时,人与物已亦此亦彼、融而为一了。此词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颇见出一个旧时代爱国者的拳拳之心,正不可以与一般咏物词仅寓小我之悲者等量齐观。
这是温庭筠组词《菩萨蛮》十四首的第六首,表现思妇在玉楼苦于思忆而梦魂颠倒的情景。综观全词,起两句为入梦,结两句为梦醒,“门外”两句为梦中幻景,“画罗”两句为梦时衬景,从室外写到室内,由梦前写到梦后,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兼有幽深、精绝之美。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首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和诗歌主人公的身份。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即将全词笼罩在一片离情别绪的氛围之中。柳丝袅娜,正是暮春时节,闺楼中的思妇,在明月之夜,正在苦苦地思忆着远方的离人。楼如白玉,楼外垂柳摇曳,并且在明月朗照之下,景象非常清幽。春风沉醉,这应是春情生发的大好辰光,此景是思妇所见,却教她顿生悔恨之情。“春无力”三字描写春柳柔媚,反衬了主人公相思之久且深,暗示思妇的痛苦不堪、心神恍惚而无可奈何的情态。
“门外草萋萋,送君闻春嘶。”三四句进一步叙述当日送行场面,萋萋的芳草、萧萧的春鸣,是声色的结合,加重了离别的氛围。这应是思妇长久思忆而神魂飘荡中出现的梦境,是思忆当初送别情节在梦境中的再现,此种依依惜别的刹那情景,最是离人梦绕魂牵、永不会忘却的。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过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写玉楼中的长夜思念:罗帐上绣有一双金色的翡翠鸟,芳香的蜡烛融为滴滴的蜡泪。这是一个环境幽美.陈设富丽的地方,可“泪”字却已暗示出了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不幸,而一个“销”字尤见漫漫长夜思妇难眠之孤寂。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最后一句转写梦,似乎矛盾,然矛盾中自有道理。或许在空楼相忆时的词中人本已入梦,并梦见了当时送别的情景,这样更能体现相忆之久。以景铺叙,窗外残红飘落、子规啼血,窗内残梦凄迷、哀思绵绵,此句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梦中的痛苦情怀。
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清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艳,皆是闲闲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