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