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说江北跟当日石、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不是没有人才。可是时代变了,石、温辈能得到知遇,而税巽甫却遇不到。“不同者时”,语气干脆有力,愤慨之情可见。“赖交情兰臭”四句,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志向和才能。意思说,我们两人志同道合,气味相投,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夜观”三句,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国。他们“论兵”,足以表现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心。可是,这种人却不被任用,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行囊里只有诗作。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安于贫困。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
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作为送别,诗人不是表示挽留,抒发惜别之情,而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还带点庆贺的意味。这不仅仅指税巽甫,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是承上片“宦情云薄”而来。意思是说,你先回去吧,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所以下面紧接;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不久也要辞官归去。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也是过渡。“正姑苏”四句,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吴松江上莼菜鲜嫩,鲈鱼肥美的时候。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但归去的目的不同。张翰是“贵得适意”,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也是对友人的安慰。言外之意是说,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不如退隐吧。“我住”三句,进一步设想归去后,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而只写月夜乘船。一来是本地风光,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二来是以月色、水光为背景,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最后又归结到送别,紧承前面的意思,提出:既然不久即将相会,那么,在长亭折柳送别时,又何必依依不舍呢?
这是一首类似“壮行色”的送别词,特点是不伤别,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我马上也回去了。在平淡的措辞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
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