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