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周同宾曾撰文《李白的南阳》,表达南阳的美和李白对南阳、对清冷泉的情有独钟——“不能不说到清泠泉。泉在白河岸,丰山麓。李白在那里看落日,赏寒泉,望云月,听松声,一时心潮难平,落笔写就《游南阳清泠泉》......幸而李白游过的清泠泉,还在诗里一直生动清静;今人想重游,只能去诗的意境里寻访。”
作者李白其长期游历各地,对社会生活、人间百态皆多有体验。公元740年,作者漫游来到河南南阳,在南阳寺侧见到了现今渠江流域著名的甘泉——清泠泉。作者深深陶醉于那如诗如画的景色中,彼情彼景和着阵阵松涛,引得他诗情盎然、逸兴横飞,于是触景生情的写下了这首《游南阳清泠泉》。
时值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满天际,映红了清冷泉的水面。远处晚霞绚丽,近处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衬托着起伏的山峦、婆娑的树影,山清水秀,壮美绚丽。余晖虽美却非常短暂,让人珍惜。反观余晖下流水脉脉的清冷泉,不管日出日落,时光流逝,都静静的流淌着,温婉柔润,使得作者善感的心灵受到诸多启迪与慰藉。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随着夕阳渐隐,水面粼粼的波光慢慢消失,就好像是夕阳的余晖追随着东去的流水,一同消失不见。此情此景不禁让作者想到了自己——一个常年游历四方、飘荡在外的游子,不管行多远、走多久,那颗思乡眷土之心总是如影随形,恰似此刻的余晖逐流水。
伴随着夕阳的消失,一轮明月渐渐显露于天际。而此刻,早已触景生情的作者心潮澎湃,不能自己,望着云际的明月,不禁引吭高歌,以解思乡之情。而此刻的古松竟然也和着歌声呼啸不已,如同体会到作者的心情似的。
纵观此诗,不仅写出了诗人对清泠泉周边景物的喜爱,同时落日余晖、松声月色更是勾起了诗人那拳拳思乡之情。
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
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历代诗人的笔下,绵绵不断的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的,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但是在蒋捷词里,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词人从“听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通过时空的跳跃,依次推出了三幅“听雨”的画面,而将一生的悲欢歌哭渗透、融汇其中。
第一幅画面:“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它展现的虽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场景,但具有很大的艺术容量。“歌楼”、“红烛”、“罗帐”等绮艳意象交织出现,传达出春风骀荡的欢乐情怀。少年时候醉生梦死,一掷千金,在灯红酒绿中轻歌曼舞,沉酣在自己的人生中。一个“昏”字,把那种“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奢靡生活表现出来。这时听雨是在歌楼上,他听的雨就增加了歌楼、红烛和罗帐的意味。尽管这属于纸醉金迷的逐笑生涯,毕竟与忧愁悲苦无缘,而作者着力渲染的只是“不识愁滋味”的青春风华。这样的阶段在词人心目中的印象是永恒而短暂的。以这样一个欢快的青春图,反衬后面的处境的凄凉。
第二幅画面:“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一个客舟中听雨的画面,一幅水大辽阔、风急云低的江秋雨图,一只失群孤飞的大雁。这里的“客舟”不是《枫桥夜泊》中的客船,也不是“惊起一滩鸥鹭”里的游船,而是孤独的天涯羁旅,孤独、忧愁、怀旧时时涌在心头。这时的雨伴随着断雁的叫声。这一个“断”字,联系了诸多意境,同断肠联系在一起,同亲情的斩断联系在一起,有一种人生难言的孤独和悔恨。“客舟”及其四周点缀的“江阔”、“云低”、“断雁”、“西风”等衰瑟意象,映现出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际和悲凉心境。壮年之后,兵荒马乱之际,词人常常在人生的苍茫大地上踽踽独行,常常尔奔曲走,四方漂流。一腔旅恨、万种离愁都已包孕在他所展示的这幅江雨图中。
“而今听雨”的画面,是一幅显示他当前处境的自我画像。一个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着夜雨。处境之萧索,心境之凄凉,在十余字中,一览无余。江山己易主,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已如雨打风吹去。此时此地再听到点点滴滴的雨声,却已木然无动于衷了。“悲欢离合总无情”,是追抚一生经历得出的结论,蕴有无限感伤,不尽悲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似乎已心如止水,波澜不起,但彻夜听雨本身,却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超脱沉静的大彻大悟之境,只不过饱经忧患,已具有“欲说还休”的情感控制能力。
捷的这首词,内容包涵较广,感情蕴藏较深。以他一生的遭遇为主线,由少年歌楼听雨,壮年客舟听雨,写到寄居僧庐、鬓发星星。结尾两句更越过这一顶点,展现了一个新的感情境界。“一任”两个字,就表达了听雨人的心情。这种心情,在冷漠和决绝中透出深化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虽“一任点滴到天明”,却也同时难掩听雨人心中的不平静。身在僧庐,也无法真正与世隔绝,也不能真正忘怀人生。
方位名词的巧妙运用,是这首词的一大特点。“少年听雨歌楼上”,追欢逐乐,无忧无虑,正是作者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因而一个“上”字,正好暗合作者这样一种生活情境。“壮年听雨客舟中”,这时期的作者,进士及第不久,南宋灭亡,他不肯仕元,开始了漂泊生涯。“软语灯边、笑涡红透”的家庭生活既已失去,离乱生活,使他惟有感时伤怀,于客舟中听潇潇冷雨,吹瑟瑟西风,看辽阔的江面堆满铅灰色的云,失群孤雁传来凄厉的哀鸣,心境一何愁苦悲凉!但这时的处境与暮年相比,还未到达极端孤寂的境地,因而用一“中”字,倒也贴切。“而今听雨僧庐下”,已是白发老者的他,已经尝遍了悲欢离合的滋味,大半生坎坷遭遇的折磨,几乎使他到了麻木的地步,悲欢离合,已经无法掀动他感情的涟漪,因而他能够听任檐前冷雨一直滴到天明。作者真的已经麻木不仁、万念俱灰了吗?如果四大皆空,又为什么彻夜难眠呢?可见作者的忧愁痛苦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另一种形式的愁苦,是情感的内敛与深化。这时一个“下”字,自然与作者风烛残年的境遇高度一致。三个方位名词,也许并非刻意安排,但作者一生的际遇,确实能从这三个方位名词上看出端倪,不是吗?
这首词以“听雨”为线索,以时间为顺序,选取作者一生三个典型片断,凸显词人晚年悲苦凄凉的境遇和心情。同是听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