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