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在五、七言绝句中,五绝较为近古;前人论五绝,也每以“调古”为上乘。温庭筠这首五绝,却和崇尚真切、浑朴、古澹的“调古”之作迥然有别。它的意境和风格都更接近于词,甚至不妨说它就是一种词化的小诗。
碧磵驿所在不详,据次句可知,是和诗人怀想的“楚国”相隔遥远的一所山间驿舍。诗中所写的,全是清晨梦醒以后瞬间的情思和感受。
首句写旅宿者清晨刚醒时恍忽迷离的情景。乍醒时,思绪还停留在刚刚消逝的梦境中,仿佛还在继续着昨夜的残梦。在恍忽迷离中,看到孤灯荧荧,明灭不定,更增添了这种恍在梦中的感觉。“残梦”,正点题内“晓”字,并且透出一种迷惘的意绪。不用“孤灯”而用“香灯”这种绮丽的字面,固然和诗人的喜作绮语有关,但在这里,似有暗示梦境的内容性质的意味,且与全诗柔婉的格调取得统一。“香灯”与“残梦”之间,着一“伴”字,不仅透露出旅宿者的孤孑无伴,而且将夜梦时间无形中延长了,使读者从“伴残梦”的瞬间自然联想到整个梦魂萦绕、孤灯相伴的长夜。
次句忽然宕开,写到“楚国在天涯”,似乎跳跃很大。实际上这一句并非一般的叙述语,而是刚醒来的旅人此刻心中所想,而这种怀想又和夜来的梦境有密切关系。原来旅人夜来梦魂萦绕的地方就是远隔天涯的“楚国”。而一觉醒来,惟见空室孤灯,顿悟此身仍在山驿,“楚国”仍远在天涯,不觉怅然若失。这真是山驿梦回楚国远了。温庭筠是太原人,但在江南日久,俨然以“楚国”为故乡。这首诗正是抒写思楚之情的。
“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三、四两句,又由心之所系的天涯故国,转回到碧磵驿的眼前景物:月亮已经落下去,“啼夜月,愁空山”的子规也停止了凄清的鸣叫声;在晓色朦胧中,驿舍的庭院正开满了繁茂的山杏花。这两句情寓景中,写得非常含蓄。子规鸟又叫思归、催归,鸣声有如“不如归去”。特别是在空山月夜,啼声更显得凄清。这里说“月落子规歇”,正暗透出昨夜一夕,诗人独宿山驿,在子规的哀鸣声中翻动着羁愁归思的情景。这时,子规之声终于停歇,一直为它所牵引的归思也稍有收束,心境略趋平静。就在这种情境下,诗人忽然瞥见满庭盛开的山杏花,心中若有所触。全诗也就在这但书即目所见与若有所感中悠然收住。对这景物所引起的感触、联想和记忆,则不着一字,任凭读者去寻味。这境界是美的,但似乎带有一点寂寞和忧伤。其中蕴含着一种愁思稍趋平静时目遇美好景物而引起的淡淡喜悦,又好像在欣喜中仍不免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和孤孑感。碧磵驿此刻已经是山杏盛开,远隔天涯的“楚国”,想必也是满目春色、繁花似锦了。诗人当日目接神遇之际,其感受与联想可能本来就是浑沦一片,不甚分明,因此笔之于纸,也就和盘托出,不加点醒,构成一种朦胧淡远的境界。这种表现手法,在温词中运用得非常普遍而且成功,像《菩萨蛮》词的“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等句,都是显例。对照之下,可以发现“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两句,无论意境、情调、语言和表现手法,都与词非常接近。
这首诗几乎通篇写景(第二句从抒情主人公心中所想的角度去理解,也是写景,而非叙事),没有直接抒情的句子,也没有多少叙事成分。图景与图景之间没有勾连过渡,似续似断,中间的空白比一般的诗要大得多。语言则比一般的诗要柔婉绮丽,这些,都更接近词的作风。温庭筠的小诗近词,倒主要不是表明词对诗的影响,而是反映出诗向词演化的迹象。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