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是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也叫“仲秋节”；又因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节”、“八月节”；又有祈求团圆的信仰和相关节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
《桂枝香·吹箫人去》是南宋刘辰翁的一首词，在中秋佳节之际，回忆团圆，显示出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中秋之日，月圆人离，不免伤怀。作者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宋亡不仕。本文通过写景、抒情的双重手法对这团圆之日进行描绘，通过情景交融的方式道出国破家散的心酸感受。
词的上片写景，描写了中秋月夜。
下片抒情，联想到明年到何处，进行了人与人的对比，写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亲人团圆的一种渴盼。
全诗十六句，分为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明写美人失宠，为下一层转出恣意淫乐之意作铺垫，实则以美人自况，叹己不遇。开篇对景起兴，突兀而出，“三十六离宫，楼台与天通”，西都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楼台林立直逼云端，何等之高又何等之多；并且“阁道步行月”，在横悬于楼阁间的通道上，月儿缓缓移动像是悠闲漫步，是何等奇丽又何等飞动。然而如此富美佳景，只有美人空守楼台!林立高耸的楼台与孤独孑然的美人形成强烈对比，衬出美人的幽独、冷落和空寂。原来是“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帝王并不留恋这人间的美人。君恩疏远，宠爱不及，春风不度，桃李失色，不由令人追寻究竟而生出下层。
中间六句为第二层，极写武帝出游回中声势之壮。先以“淫乐意何极”承上，“意何极”犹言何等极意纵情，再以“金舆向回中”启下。回中宫为秦时所建，在今陕西陇县西北。汉武帝元封初至雍，曾开通回中道，后多次游历赏玩。下两句极力状写武帝出游的赫赫声势。“万乘出黄道，千骑扬彩虹”，黄道本指日行之中道，古以日为君象，所以又指天子所行之道。这两句说汉武出游回中，只见御道上车辆万乘，兵马千骑，上有旌旗飘扬，如彩虹垂天。本来有此二句足以称盛，诗人还觉不够酣畅淋漓，又补足两句：“前军细柳北，后骑甘泉东。”这两句说车队兵马前后相续，绵延三百余里。这当然是一种极力夸张，但淋漓尽致地形象化地表现了汉武极意淫乐，构成呼应。
相传汉武游回中，时有歌美其行，道是“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如果真是这样，这一极盛出游的场面还无可厚非，那是向北方的月支、匈奴显示汉家国威，迫慑对方俯首称臣的壮举。然而诗人却不这样认为，而是笔锋一转，进入第三层：“岂问渭川老，宁邀襄野童？”昔周文王出猎之前曾从卜中得知可以获霸王之辅，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水之上遇太公，时太公垂垂老矣，而文王载与俱归，立为师，周室因此而兴。襄野童典出《庄子·徐无鬼》，大意说黄帝将见至人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黄帝与随行人员都迷了路，问牧马童子，童子不仅知大隗和具茨之山，还告诉黄帝治天下莫过于无为。黄帝称童子为天师而告退。这两句是说，汉武出游回中，岂是像文王那样渭滨求兴霸业之贤辅，或是像黄帝那样襄野问为天下之大道，都不是，而是“但慕瑶池宴，归来乐未穷”，汉武所企慕的只是神仙之道，在神仙所居的瑶池来挥觞宴饮，纵享仙界之乐，归来还沉醉其中余兴不尽。
这首诗借汉武帝讽唐明皇，因此其忧患是深沉的，而全诗的风格却是“悲懽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怨”（《诗法家数》）。诗中描写汉武极意淫乐，喜好神仙是极力烘托，反复渲染。先着力写宫馆之众，楼台之高，阁道之壮，佳人之美都管不住汉武，烘托出淫乐之极，后以“万乘”，“前军”两联的工整对仗，渲染出汉武出游的声势之威，好仙之极。这一连串的描写，空间阔大，景象壮观，极力驰骋，意绪骏快。最后笔锋一转，“岂问”两句陵地跌宕，使极力驰骋的思绪猛然一顿，在大起大落之中使其刺时叹己的主题得到了强化的表现，其鲜明如红梅映雪，空谷传音。可以说此诗蕴含深厚，豪中见悲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而在结构上上下回环，层层相生，语言上华丽缤纷，气势直下；在立意上高古典雅，超迈逸群。
这是一首送别词，作于作者的诗友欲赴九华走马上任之际。九华：地名，在今安徽省。
词的上阕从送别时的天气、时节写起，借早春的残梅加以发挥，谓梅花不肯轻落，是有意要等待这位品格清逸的诗翁，为他送行。下阕借早春的杨柳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挽留惜别之情。河桥的杨柳尚未绽芽吐绿，所以不能留人，若以赠别，徒留伤心，只能等到对方归来之 时，长条千缕，方能留得住他。
“霭芳阴未解，乍天气，过元宵。讶客袖犹寒，吟窗易晓，春色无聊。”开头几句写词人与诗友吟诗至晓，时值送别，既伤感又无绪。词人开篇渲染送别时的清冷无绪，为下文梅的出现作好了铺垫。
“梅梢，尚留顾藉，滞东风，未肯雪轻飘。知道诗翁欲去，递香要送兰桡。”这几句由“春色无聊”骤然而写到“未肯雪轻飘”的早梅，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以梅的等待和相送，赞美了友人品格文采之高迈。
“清标，会上丛霄。千里阻，九华遥。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这几句先承赞颂之意，然后又抒发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这几句直接抒怀，表达对朋友的敬重和对分别的伤感，对别后的设想则更细腻地抒发了自己对友谊的珍惜。
“河桥，柳愁未醒，赠行人，又恐越魂销。留取归来系马，翠长千缕柔条。”这几句借柳抒怀，表达对友人的惜别挽留之意。这几句表意细腻而委婉，充分利用“柳”和“留”的谐音，把一腔离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又耐人寻味。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梅花是品格的象征，柳枝是感情的象征。词人以梅花颂人，写残梅有心;以柳条送客，写早柳未发，故无法留住远行之人。既切合刚过元宵的早春时节，为送别实见之景，又巧妙地托物为喻，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总体来说，词人将一个送别的传统题材寄托于对梅柳的刻画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清雅脱俗。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