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暮春三月，春色渐褪。面对纷纷扬扬的杨花，诗人们不禁产生种种感触。杨巨源以欢悦心情，描绘出满天杨花的轻盈曼妙的风姿，赋予杨花崭新的形象。“北斗南回春物老，红英落尽绿尚早”，北斗星斗柄南指，冬去春来，大地回春。开头跳过初春、仲春，直指春暮花稀，逼近题意。“韶风澹荡无所依，偏绿垂杨作春好。”韶风，和风。当红稀绿少之时，是垂杨弄春之际。诗人移情韶风，以“无所依”、“偏绿”，将和风写得情意绵绵。以物拟人，跌荡有致。诗歌由春暮引出春风，再引到垂杨，却还没有触及杨花，看似开门见山、拍合诗题，却又琵琶半遮，小作掩映。

　　“此时可怜杨柳花，萦盈艳曳满人家。”艳曳，美妙地摇曳。前面四句写足春景后，杨花至此才姗姗出现萦盈艳曳四字，写出杨花满天，萦回摇曳，回转飘拂，如在眼前。诗中字面不带风字，而动作却无一不在风中。上承韶风弄花，笔意含蓄空灵。然而只就杨花咏杨花，不免单调枯干。诗中以“满人家”三字引出下文，拓开境界。“人家女儿出罗幕，静扫玉庭待花落”，在漫舞的杨花中，美丽的少女静待花落。花与人相互映衬，环境优美。“宝环纤手捧更飞，翠羽轻裾承不著。”佩带宝环的少女，以纤纤玉手捧接杨花，杨花却一止又飞。少女以华美衣襟兜承杨花，杨花却回旋不止。诗歌虽然只写少女衣饰、举止，但人物的娇戆欢快、轻松自在神态，杨花的轻盈飘缈，宛在眼前。写形寓神，形神兼备。如果说韶风爱花是初次衬托，那么由拟人而真人，则少女爱花，衬托力量更强，奠定全诗明媚基调。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评：“儿童捉杨花，无甚情味。美人游戏杨花，风神无限矣。‘宝环纤手’一联，形容尽善。”

　　少女手捧不得，衣承不著，杨花却来挑逗戏弄少女：“历历瑶琴舞态陈，霏红拂黛怜玉人。”霏，飞散。杨花在瑶琴前舞态分明，姿势纷呈，仿佛是闻乐起舞。飞过红妆，掠过黛眉，杨花多情，也怜玉人。由人戏花到花戏人，由少女怜花到花怜少女，情感两相交融，愈为浓烈。诗人以花拟人，怜香绿玉想落天外，顿开新境，然而写杨花之神又不离杨花体轻飞散本色，立足实境，求虚于实。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结尾再以桃李消歇，反衬杨花。一个“娇”字，再次以花拟人，遣辞传神。没有上文少女戏花，“娇”字意境就不复存在，没有花戏少女“娇”字神态就无从说起。一结贯通全篇，风神摇曳。通篇至此流走轻灵，一气呵成。

　　历来咏唱杨花之作，由于春色难留、芳菲凋谢，情怀不免感伤，大都慨叹其飘泊零落。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曰：“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绿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石懋《绝句》曰：“来时万缕弄轻黄，去日飞毬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杨巨源却开掘暮春杨花漫天飘舞的美姿，抒发美好情怀，人取我弃，立意新颖，表现出诗人浓郁的生活情趣。为了突出杨花可爱，诗中进行层层衬托，以“红英落尽绿尚早”反衬，以韶风拟人正衬，以少女戏花再次正衬后，又以“东园桃李芳已歇”再次反衬，主宾配合，笔致多变。全诗语言丽词迭出，单韵流转，呈现出斑斓多姿之态，亦表现出诗人明朗愉悦之情。

　　这是一首描写雨天景象的小诗。这首诗诗设喻新巧、描写别致，一联想丰富。全诗四句，全是眼望所见的景物，因此，“眼望”便是全诗的线索。空前的云涌是指眼望见，雨洒渭川是远望所见；天边归雁是极目远眺所见。这些使诗人有所思，有所感，诗人触景生情，借周围的景物扦发自己久居他乡的愁苦，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现实衰微的慨叹。

　　晚唐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势衰微，日趋末落，经济崩溃，民生涂炭。笼革朝野上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再加上诗人一生颇不得志，为了求官，辗转他乡，一直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在流离奔走中，亲眼看到社会的凋弊，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这些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无限的悲楚的记忆，思绪中凝聚着不可排遣的忧虑。这悲楚，这忧虑自然会遣于笔端，写进诗中。这首诗，虽句句写诗，然而从诗人对景象的描写中处处能见到诗人所思，诗人所虑。

　　诗的第一句“乱云如兽出山前”，写的是雨前。诗人用一“乱”字，用“如兽”的比喻来描绘乌云的变化和狂奔的速度，形象而通真。第二句是写雨。雨虽不大，是“细雨”，然而是“和风”而来，因此弥漫了整个渭水两岸。诗人用一个“满”字具体写出了渭水两岸细雨迷蒙的景象。紧接着，第三句用了“尽日”二字写下雨时问之长，用“空漂无所见”写雨景迷茫，写诗人内心的空荡。这个“无所见”，是指没有一样具有生气的景物，没有一样令人欢心的事。一切全是灰濛濛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此时此景，诗人自己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而最后“雁行斜去字联联”一句则更能反衬出诗人感情的凄苦，烘托出周围气氛的凄凉。在单调的灰濛濛的天空，来了一行归雁，又传来声声的雁鸣，这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样，这首小诗就不只是一首写景诗了，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由此可见，诗人借景抒情，设喻描绘的技巧是高明的。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