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